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系數來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達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 .5，2007年阿根廷更是達到0.51。而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為0.31。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韓國也遠低于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可以說，東亞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在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較好。
接下來，王一鳴進一步對兩類國家出現不同發展命運的背后原因進行了探討。根據他的分析，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是錯失發展模式轉型的時機。拉美一直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沒有與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沒有很有效地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
第二是沒有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韓國開始是模仿，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術的企業，比較成功地邁過了技術創新的問題。但拉美和東南亞卻沒有有效解決技術創新的問題，以東南亞為例，整個經濟是加工貿易型，缺乏自主技術。
第三是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團牽制，沒有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從而導致社會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早期管制比較嚴，后來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自由化的影響，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調控能力。
第五是體制變革嚴重滯后。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
日本和韓國能夠成功，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模式得以成功轉換，特別是在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比較好地控制了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