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四國經濟體最顯著的標志是他們龐大的外匯儲備。四個國家都躋身世界十大儲備國，總共擁有世界40%的外匯儲備。中國驚人的2.4萬億美元外儲讓它輕而易舉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這些資金足以買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總市值的三分之二。中國同樣是世界第二大債權國，僅次于日本(凈債權綜合考慮了資產和債務)。俄羅斯1992年啟動休克療法時外匯儲備幾乎為零；如今已經擁有4200億美元儲備。假設金磚四國拿出其外匯儲備總額的六分之一，它們就能成立一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同等規模的基金。

　　這些國家龐大的外匯儲備為他們抵御經濟危機提供了很大的緩沖，同時也讓他們成為新崛起的金融強國。當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在為創記錄的預算赤字和高筑的債臺頭痛的時候，金磚四國的公債卻大多維持在穩定的中等水平。大多數投資銀行都愿意向金磚四國注入資金。

　　這些國家在宏觀經濟中取得的成就滲透影響到各個不同的方面。也許其中最重要的影響是無形的———聲譽。金磚四國對世界局勢擁有它們自己獨特的共識。這些國家都有著巨大的國內市場，貧困人口眾多，因此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它們的首要任務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要消除貧困(即便俄羅斯亦是如此，盡管它的任務要輕一些)。金磚四國都在努力使經濟多樣化。它們在不斷革新和挑戰人們對全球化的現有認識。金磚四國沒有推行“華盛頓共識”所擁護的完全市場自由化，卻依然成功實現了市場開放。在大蕭條的余波中，那些想知道金磚四國成功原因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借鑒這種雜合式的立場。“金磚四國的模式準確來說并不是華盛頓共識的替代者，”巴西G etulioV argas基金會的馬蒂亞斯·斯佩克托爾說，“但他們提供了效仿華盛頓共識的其他模式，而且在經濟事務方面表現出獨特的成效。”

　　國際經濟體系的改革者？

　　迅速積累財富能夠建立市場地位，甚至價值觀上的軟實力。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羅伯特·霍馬茨將21世紀1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對比后表示：“二戰后的世界局勢和二戰前的局勢完全不同，因此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國際組織誕生；21世紀于20世紀而言，也將經歷這樣的巨變，特別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霍馬茨認為：“我們不會回到以往由幾個富裕國家主宰全球的時代。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將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融入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當中，以便建立新的均衡態勢。”

　　原因之一在于傳統的經濟強國也這樣認為，它們也愿意將這些新興力量納入決策體系。美國的做法就是G 20，通過擴大傳統的G 7論壇將金磚四國包含在內，并將其定義為解決全球經濟問題的主要平臺。不過金磚四國和G 7論壇成員國有著天然的隔閡。迄今為止，金磚四國意愿最清晰的體現是在2008年G 20峰會前夜提交的方案———改革全球金融體系，并實施更大的國內經濟刺激方案。

　　原因之二是金磚四國每個國家都有理由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新圈子。在目前全球經濟體系內并非所有的國家都要向華盛頓靠攏。

　　正因為如此，美國國會的部分議員對于金磚四國的崛起感到憂慮。他們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人民幣匯率之上。同時，他們悲觀地擔心金磚四國會打破目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而不是樂觀地相信四國會鞏固現有經濟體系。

　　但是霍馬茨認為他們不會采取如此極端的舉措。“他們也明白，當前世界經濟體系的開放性和運轉流暢對他們自身而言也是至關重要，因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試圖徹底顛覆這一秩序。”霍馬茨說。當去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之時，金磚四國成員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為穩定全球局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重構全球金融體系的問題上，美國和金磚四國成員發現彼此都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