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相，而不是沉默，才可能還汪暉以清白

　　———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張閎專訪

　　就在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發文指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論文涉嫌抄襲一事紛紛擾擾仍未平息之際，又有人揭發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涉嫌抄襲，抄襲事件似大有牛皮癬般在學術界蔓延之勢。為了查找真相，杜絕抄襲，包括張鳴、張閎等63人在內的學者發起簽名，要求中國科社院、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汪暉事件”；與此同時，另有包括海外學者在內94人簽名的一封公開信，力挺汪暉，“譴責主流媒體干涉學術自由”。為了進一步了解真相，筆者專訪了參與“63人簽名”的學者張閎———

　　介入“汪暉事件”的原因

　　秦一：您參與簽署了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汪暉事件”的63人的公開信，什么是促使您介入此事的最重要原因？

　　張閎：維護學術公正，是任何一位學者的責任。“汪暉事件”在互聯網上被攪成渾水一潭，看不到任何澄清事實的希望。相關的學術機構有責任去調查和澄清。

　　秦一：王彬彬認為汪暉涉嫌論文抄襲，您認同他的觀點嗎？

　　張閎：既然是“涉嫌”，就無所謂認同不認同。這是一個有疑點的事情，我認為應該去澄清它。如果汪暉本人不能自我申辯予以澄清，那就應該由有公信力的學術機構來澄清。

　　秦一：您曾表示不清楚發起人是誰，那您不怕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嗎？

　　張閎：我沒有義務為別人的用心負責。

　　秦一：您認為“汪暉事件”會如何收場？

　　張閎：不知道。

　　秦一：“汪暉事件”將對學術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閎：這要看最終怎樣處理了。如果相關人士和機構有勇氣本著學術公正的原則正面回應，妥善處理，對學術界就會產生良性影響；如果應該承擔責任的人士和機構采取一味回避、掩蓋、攪渾水等不負責任的方式來對待，那么，學術尊嚴和公正性將會受到沉重的打擊。這種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秦一：為什么“汪暉事件”引發了如此普遍的公眾反應？

　　張閎：汪暉在學術界有較高的公眾關注度，而且此前幾次有爭議的事件(“長江獎”、《讀書》主編更換)，都與他有關。這樣一個人物涉嫌學術不端，自然會引起強烈的關注。

　　學術造假比學歷造假更惡劣

　　秦一：以您對學術界的了解，您如何估計現在的學術造假的普遍程度？

　　張閎：應該說是非常普遍的。從頂尖學者到普通大學生，幾乎每一層級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學術造假”現象。此前，也常有這一類丑聞被曝光，被處置。但多數學術不端行為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處理。對此，學術界和公眾都早已忍無可忍。

　　秦一：當下大陸學術界的抄襲造假如此嚴重，您認為原因何在？

　　張閎：原因很多。其中比較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設，如嚴格的學術評價體系、公正的學術仲裁和懲戒機制。抄襲者沒有受到嚴肅的追究和嚴厲的懲戒，就會使一些人覺得可能有機可乘。

　　秦一：“汪暉事件”之后有唐駿的“學歷造假事件”，最近有朱學勤被指同樣存在學術造假的情況，您認為這是學術界或者是公眾對學術造假的關注度提高了嗎？您認為公眾應該怎么看待學術造假？

　　張閎：學歷造假跟學術不端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劣跡。從弄虛作假這一點上說，兩者是一樣的，一般公眾可能會傾向于將兩者混為一談。但由于學術以求真為要務，因此，學者在學術上的造假和其他不端行為，雖然不一定會產生什么嚴重后果，但性質上卻更為惡劣。至于公眾對學術造假的關注度是否提高，我覺得并不重要。關鍵是學術界要有一個基本共識。

　　秦一：您在博客上更新了一篇舊的文章，是討論韓國黃禹錫學術造假的，那么您認為這兩件事之間有可比性嗎？您認為我國現在對學術造假的態度和韓國或者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應如何改進？

　　張閎：我談論黃禹錫事件的目的，確實主要是針對國內學術界的。韓國學術界處理黃禹錫事件的方式，可作鏡鑒。學術所要面對的，就是知識真理。如果違背了這一原則，無論是什么人和出于什么樣的動機，都應予以嚴肅處理。這也是現代學術的共同原則，也是現代公民社會的公共倫理在學術上的反映，因此，我在那篇文章中說：“科學的‘求真意志’，并非依靠一兩項尖端科技來體現，而是國民對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成立有公信力的學術仲裁機構，制定公正、嚴格的學術評判機制，一旦遇到學術不端指控，迅速啟動真相調查、評估、仲裁和處理，這是維護一個學術共同體正常運轉的可靠保證。

　　關于“倒汪派”與“挺汪派”

　　秦一：您是著名的文化批評家，那么您認為“汪暉事件”與他背后所代表的中國“新左派”有關嗎？

　　張閎：也許有人會因為汪暉屬于“新左派”而產生道德偏見和人格歧視。但我認為，學術造假等不端行為，跟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派別，沒有必然的聯系。沒有證據表明抄襲僅發生在“新左派”身上。況且，被揭發出來的汪暉“涉嫌抄襲”的行為，并非自他被視作“新左派”始。

　　秦一：我們知道與此同時，有另一封94人簽名的公開信表達了譴責主流媒體干涉學術自由的看法，您怎么看“學術自由”？您怎么看網絡上有人把您列為“倒汪派”？是否真的存在“倒汪派”和“挺汪派”呢？

　　張閎：學術自由不是學術抄襲自由。披露和監督社會上種種不端行為，是媒體的天然職能，這其中也包括對學術不端的監督。學術并非超然于社會之外的空中樓閣，它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把媒體披露學術造假視作媒體干涉學術自由，這一說法無論出自何人，在我看來，都是一派胡言。兩封公開信也根本不是什么學術界的論爭，因為它們根本不涉及任何學術問題。一封信呼吁有關學術機構盡快對有爭議的學術指控作出公開、公正的調查，澄清事實，這才是正常的學術行為。這難道是在“倒”什么人嗎？！另一封信則試圖借助學術權威的力量來阻止這一行為，這倒是對學術公正的干涉。學術機構介入調查澄清事實真相的呼吁，本應該由汪暉本人來作出。作為當事人，他應該比任何人都需要真相。如果“抄襲”指控純屬子虛烏有，那么，只有真相，而不是沉默，更不是什么“國際權威”聯名擔保，或公共輿論的“挺”或“倒”，才可能還汪暉以清白。靠攪渾水來讓事情不了了之，看上去可以暫時僥幸過關，但反而會讓可能清白的汪暉，永遠背上“抄襲者”的黑鍋。當然，如果“抄襲”指控屬實，那么，汪暉也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無論如何，在中立、公正的調查尚未展開之前，所有的指控都只能是“涉嫌”。同樣，閉著眼睛不負責任的“聯保”，不僅保不了任何人，恐怕連自己的學術信譽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