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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2月26日，時任中國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郭小川（左二）和《文藝報》副主編、文學評論家侯金鏡（左三）在河北懷來與縣領導（右一為懷來縣委第一書記王潔波）座談。 選自《剎那——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剪影》，張祖道，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
今年是郭小川誕辰95周年。在這樣的時間節(jié)點上談論他的詩歌，我首先想起一件往事。我自己寫作生涯中的第一篇評論 文章，就是關于郭小川詩歌的評論。此文刊發(fā)于1979年的一家省級文學期刊。對于此前只有“文革”詩歌可讀的一代人來說，郭小川的詩歌刷新了我們的閱讀 史。其詩歌語詞構成的豐富性、抒情性，詩人主體人格在作品中的復活，這種主體人格的真誠感，跟時代壓力相抗衡的正氣與雄辯，都讓我過目難忘。而上一代的詩 人，對這些詩歌的感受更為深刻。詩人昌耀在他1978年重新“歸來”的《致友人》一詩中寫道：“請聽小川——/臨終一曲《秋歌》，/唱得人——/浩氣淋 漓，大汗?jié)?hellip;…”就影響力而言，這是當代詩歌史上一個再次突起的郭小川時代。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社會變革的大背景 中，當代詩歌在思想觀念和藝術形態(tài)上，都發(fā)生了一系列的深刻變化。它在藝術本體化的拓展深度上，幾乎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又因為詩歌從時代關注的焦點 中淡出而不時受到質疑。假若仔細推究，這種質疑所依據(jù)的一個潛在參照系，正是郭小川式詩歌。對此我曾認為，在此前很長的時間內，郭小川式的以“黨的文藝戰(zhàn) 士”為前提的詩人身份，這一身份讓他有著“時代代言人”的使命感，再加上屈原式的憤世嫉俗，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真理代言人形象，“也就是詩人之作為‘時代重 器’或‘國家重器’的形象，曾是我們之于詩人概念的最高想象”。
我在這里使用了“時代重器”和“國家重器”的概念， 這正是我在今天對詩人郭小川的再認識。而公眾對當下詩歌質疑所折射的，則是對這種詩人的深刻記憶和重新想象。然而，由于時代主體場景的變更，價值多元化時 代詩人們對詩歌功能的不同認識，詩人社會角色的個人化，以及由此導致的襟懷格局等因素，郭小川式的詩人和詩篇，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絕響。
中 外詩歌史表明，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詩人。但是，并不是每位詩人都能代表他的時代，代表這一時代符合人類文明進程的主體精神，以及其中的豐富與復雜。這 樣的詩人總是鳳毛麟角。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既是詩人與時代相互選擇的結果，更是歷經時代風云的磨礪，詩人的自我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