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曙光

　　出處：名作欣賞 2007年第7期

　　劉心武、易中天、于丹等知名學者在央視《百家講壇》講《紅樓夢》、《三國志》、《論語》、《莊子》等經典作品，引起了學界不小的爭鳴。對于丹闡釋的《論語》、《莊子》，一些反對的人稱：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①；而有的人則在于丹的闡釋中經歷了一次會心的微笑，稱贊于丹等人對經典的闡釋起著慰安人際、穩定社會、健康身心的作用。這種爭鳴反映了看待經典闡釋的兩種不同態度：經典闡釋是回到過去以重建經典產生的原始語境，還是關注今天大眾生存的現實情境?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新時期大眾文化語境中的經典闡釋呢?現依據當代解釋學有關理論對此加以探討。

　　一、走向大眾：經典闡釋的內在要求

　　有人說，于丹在解讀《論語》時，“納入筆下的三教九流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于丹對媒體津津樂道于電視觀眾和讀者給自己寫信之踴躍情狀，所列舉對象是：入獄勞教即將獲釋之大學生，晚年喪偶之寂寞老太太，農民，鍋爐工……”②其意不過是說，于丹闡釋的《論語》太通俗了。

　　于丹的反對者們還聲稱：“劉心武意淫《紅樓夢》的時候我們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國’的時候我們沉默了；但當有人抱著‘尼姑的光頭，別人摸得我摸不得’這種心態，把手伸向《論語》的時候，我們的心里只能涌現出孔夫子的諄諄教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③可見，他們反對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經典的大眾化和通俗化，說到底，就是不能讓凡夫俗子接受所謂高雅的文化、高深的學問。《于丹<論語>心得》的確很通俗，通俗得老嫗能解；王蒙解讀的《紅樓夢》也是一部通俗化的“活書”，書里的人物就是生活在今天的“你我他”；易中天的《品三國》也沒有使用什么學術名詞、專業術語，而是用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把一部《三國演義》講解得妙趣橫生。我們認為，這種通俗是于丹、劉心武、易中天等學者在大眾文化語境中對經典的化解，既非 “媚俗”，也非庸俗，而是以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傳播媒體對經典所作的大眾化的闡釋，他們讓經典從圣壇走向民間，從學者走向大眾。這樣，經典就成為一種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同時性存在，經典的意義成為大眾自身經驗的一部分。

　　黑格爾曾經說過：“藝術作品以及對藝術作品的直接欣賞并不是為專家學者們，而是為了廣大的聽眾，批評家們就用不著那樣趾高氣揚。”④這對于所有的經典來說也是如此，無論是《論語》、《莊子》，還是《三國演義》、《紅樓夢》，作為真正的經典，它們絕不只是學者、專家研究的對象，它屬于與它“打交道”的全體大眾。本來《論語》就不是高深得讓人望而生畏的學問，而是孔子與門徒之間的談話，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它那布帛椒菽的言談體會中得到。研究《論語》的日本學者澀澤榮一說：“我敢斷定《論語》并不是一種深奧的學問，它原來是為眾生所寫的，是淺顯易懂的。只因后來的學者故弄玄虛，把它解釋得很深奧，反使它變得困難罷了。”⑤其實，他所說的這一點，在宋代的理學家朱熹那里也曾提到，朱熹在《論語集注》中注“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時說：“《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這可以看出，經典所具有的經世濟民之用，以及它對于人的現實生活的關注，這是它保持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經典只有和人民大眾的生活溝通起來，和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融合起來，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傳播方式結合起來，才會扎下它的生命之根，這是經典闡釋的內在要求。 “事實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藝術中使他們喜悅的東西能夠表現出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愿在藝術里感覺到—切都是親近的，生動的，屬于目前生活的。”⑥以今天的普通大眾所樂于接受的方式，把古典的文化植根到人們的心里去，這是于丹們要開拓的新生活。于丹在她的《于丹<論語>心得》中說：真正的圣賢不會端著架子、板著面孔說話。他們把活潑潑的人生經驗，穿越滄桑，傳遞到今天，讓我們仍然覺得溫暖；而他們在千古之前，緘默地微笑著、注視著，看我們仍然在他們的言論中受益而已。于丹讓兩千五百年前的經典在今天大眾的心里開花，功莫大焉!我國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在評價于丹、易中天等人所做的經典闡釋工作時說：他們是精英和平民之間的橋梁。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