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有過好奇，在北京這樣一個房價和房租齊漲、房價與收入比奇高的大都市，那些為我們送快遞、送外賣的人，那些在餐館里洗菜洗盤子的人，那些按鐘點做保潔的人，那些在街頭擺個小攤聊以謀生的人，還有那些在寫字樓里拿著微薄的起薪、事業剛剛起步的人……他們住在哪兒？

　　后來我知道了部分答案：幽暗的地下室，雜亂的城中村，近郊村民搭建的像鴿籠般的小平房，以及群租——跟幾十個陌生人擠住在一起，僅僅占據一張可供每夜躺一躺的鋪位。近日一些報道再次為人們呈現了這種現實：北京東三環一套80平方米的兩居室住著25個人；而在另一處群租盛行的小區，竟有90平方米的兩居擺了26張上下鋪，住了52個人。

　　有媒體打了一個精妙的比方，群租現象就“像石頭背面的苔蘚”，在不見光的地方大量滋長。這些地方逼仄混亂，卻給暫時處于城市底層的打拼者提供著小小的基石，讓他們生活的夢想可以賴以起步。

　　然而也因為隱藏著各種安全隱患和治安風險，還給相鄰者帶來巨大的煩擾，群租成為政府部門需要整治的對象。北京市有關部門最近再次下達治理群租住房的相關政策，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個房間居住的人數不得超過兩人(有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關系的除外)，并且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等不得出租供人員居住。

　　當前的群租亂象當然需要治理和規范，這一點大概很少會有人反對，然而規范是否就意味著這樣簡單的一紙禁令呢？

　　群租現象并不是一堆人有“受虐”傾向要去花錢買罪受，而是因為他們的住房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強力執行禁令或許可以消除群租于一時，卻無法解決這些打拼者的實際住房需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幾年前就開始大力整治群租，然而禁而不絕，“回潮”不斷，甚至愈演愈烈，只能說明這種需求之旺盛。“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標準，在當下高昂的住房成本面前，無異于對吃不起飯的人說“何不食肉糜”。有關部門制定出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標準并不難，可誰來為他們實現這樣美好的住房“福利”呢？

　　如果嚴格執行這樣的標準，自然可以將龐大的群租者群體擠出群租房，可是之后怎么辦？這些底層打拼者又不是“田螺姑娘”，為人們提供完服務、為城市貢獻完勞力后就可以自動消失。他們是城市生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需要為他們提供容身之地。“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標準，并不能幫他們拓展生存空間，反倒是以違規之名將一個龐大的群體“扔”進灰色地帶。

　　這個群體有多龐大？或許未必有準確數字。但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等部門近期發布的《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2013)》顯示，北京市流動人口住房人均使用面積為5.6平方米。這就意味著，在北京近千萬的流動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居住面積達不到“5平方米標準”。

　　順乎邏輯的結果是，這些人要么提心吊膽地在標準之外的灰色地帶里生存，不時面臨被打擊清除的風險，相關權益反而更難得到保障；要么只能隨著城市一圈圈往外擴張，而遷往越來越遠的邊緣地帶，從而帶來交通負荷等新的城市管理難題；要么被迫離開城市。于是，這樣的簡單行政、懶惰行政，或許初衷良好，卻以保障寬敞的名義，讓他們的生存空間更加逼仄，讓已然艱難的夢想進一步受到擠壓。

　　解決群租問題自然是個繁復的系統工程，但即使是在保障房建設還無法滿足需求、戶籍制度等各種現實條件的限制之下，城市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更細，而不是簡單地出臺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標準。與其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去執行一個不切實際的規定，不如想想其他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