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日前刊發了徐焰撰寫的《從稱呼“支那”到改口“中國”》，全文如下：

　　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國”，雖然只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卻是無數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結果，也是中國在世界上地位變化的一個形象體現。

　　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題材，是近些年來國內影視劇創作的一個重點。不過由于一些編導者缺乏對那個特定時代的背景知識，劇中出現的日本侵略者還經常使用“中國”這個詞匯，這就違反了歷史事實。其實，當年日本在侵華時使用的稱呼是帶有輕蔑意味的“支那”。

　　如今提起“支那”一詞，中日兩國多數人已很陌生，然而在20世紀前期凡有血性的中華兒女聽到這一帶有強烈國恥烙印的稱呼便會刺耳慟心。翻閱戰前戰時的日本出版物，里面充斥著“支那駐屯軍”、“支那派遣軍”、“日支關系”、“北支治安戰”之類用語，對華根本不以“中國”相稱。日本在統治偽滿時期，對當地人更只許稱呼為“滿洲人”。直至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之后，“支那”一詞在日本出版物中被禁用，稱呼的變化正反映出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

　　從“豚尾奴”、“清國人”到稱“支那人”

　　如果回首中日2000余年的交往歷史，截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仰視、平視、俯視三個階段──從唐代到宋代，倭人對中國文化典章全面模仿，對“大唐”有一種仰視的崇拜感；13世紀日軍借“神風”即臺風的幫助打敗元世祖的軍隊，不過明朝派大軍抗倭援朝獲勝，日本朝野對華已有野心卻還是平視；甲午戰爭日本獲勝后，東洋三島上對中國轉入為時半個世紀的輕蔑俯視，種種辱華之稱陸續呼之而出。

　　在清朝時期，日本對華只稱“清國”，日語中的“中國”一詞只是對其本國以廣島為中心的本州西部地區的稱呼。例如對甲午戰爭的稱呼，日本一直稱之為“日清戰爭”，將北洋水師稱為“清國艦隊”。日本在戰爭中獲勝后，東洋三島上又以“豬尾巴”作為蔑稱中國人的綽號。當年華僑男子或中國留學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扯辮子，口中還喊：“清國奴！豚尾奴！”穿黑制服的警察看到后一般都不加制止，還放聲大笑。

　　1912年清朝滅亡而中華民國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稱“清國”，卻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有人認為“支那”是“秦”的諧音，或是英文 China的音譯，這一詞匯原無惡意，然而在“中國”有正式國名時卻稱別號，本身就是輕侮態度。民國成立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遞送外交照會都無視國際禮儀而稱“支那共和國”。其不少“名流”還叫囂日本是“日出之國”，乃世界中心，對寓意“中央之國”的“中國”之稱自然不能承認。

　　對“支那”這一侮辱稱呼，北洋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居然長期忍受。直至 1930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經過中央政治會議討論認為忍無可忍，才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從同年底起，日本政府在對華外交公文中被迫稱呼中華民國的國名，在其它場合卻仍一律稱呼“支那”。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踏上中國土地，駐扎于華北的日軍定名為“北支那駐屯軍”，盧溝橋事變后擴大為“北支那方面軍”，其進攻華中的日軍則命名為“中支那派遣軍”。直至1945年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率軍投降時，其頭銜還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戰后有些中國人憤于此詞的國恥標記，在中文書籍中改譯為“華北方面軍”、“中國派遣軍”，其實保留“支那”原詞不要改譯，反而更有益于人們記住國恥。

　　聽到辱國之稱，愛國者常常淚下

　　從20世紀初至中日全面戰爭前，曾有數十萬中國留學生踏上東洋三島。他們一走到日本人中間去，就經常聽到居民在抱怨中說“這個東西怎么做得這么糟糕，好象是支那式的”一類言語，甚至小孩子吵架也罵“你怎么這樣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當年在日本社會，“支那叭嗄”(しなばか，用漢字為“支那馬鹿”)，竟成為通行的罵人話。筆者小時候曾聽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自述，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護士愛上中國留學生郭沫若時，素稱開明的父親卻馬上發怒──“你怎么能和一個支那豬結婚？”

　　曾留學日本的我國著名作家郁達夫在小說《沉淪》中也寫過一個場面：一個中國留日男子在餐廳里遇到一位美麗的日本女侍。聽到“貴國是哪里”的詢問時，他馬上欲言又止──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賤賊’還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面前，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啊中國，你怎么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知恥近乎勇。在這種民族歧視面前，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國留學的青年雖大多數去了日本，回國后卻有眾多成了宣傳革命和組織抗日的先鋒。例如最早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南陳(獨秀)北李(大釗)”，也都是歸國的留日學生。

　　清朝滅亡后，日本當局出于分裂中國的野心，以其“歷史地理學家”進行所謂考證后又揚言，“支那本部”只有長城以南的十八省，“滿蒙”、“回部”(新疆)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圍之內，那些光頭軍閥們炮制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恰恰以此為根據。在當時日本的稱呼中，“支那人”又只限于關內的中國人，對關外的中國人則絕不以此相呼，而稱為“滿洲人”、“蒙古人”等。1931年日軍侵占全東北并隨即建立偽滿政權后，為泯滅當地居民的中華民族意識，對敢于自稱“中國人”的民眾輕則打耳光、重則抓捕，強令他們必須自稱是“滿洲國人”。在近年國內有些描寫偽滿時期的電視劇中，出場的日本侵略者還訓戒居民“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這一聽便知是編導者不了解偽滿時的社會狀況。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標志的侮華、蔑華風潮，在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后發展到頂點。當時日本政府并沒有對華宣戰，只稱這是一次“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間的戰爭法規。此時一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稱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稱中國人為“強克玀”(“豬玀”之意，由“豚尾奴”發展而來)。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和平居民實行大屠殺。19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通過反省，追思為什么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中國成為勝利者才迫使戰敗者改口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迎來了洗刷對日國恥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則大都如喪考妣地集合收聽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華兒女以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多萬人)的代價贏得勝利，同時也使“支那”這一辱華之稱走向了終結。

　　日本自戰敗起，其新聞報道開始改變了“重慶政權”、“支那軍”一類傳統稱呼，出現了“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正式稱號。戰后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到達東京后，發現某些媒體中仍出現“支那”一詞，馬上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盟國占領軍禁止，美國占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向各新聞出版單位發出《關于避免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稱：“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號。查‘支那’之稱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于戰后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該詞，故今后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這個通知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口氣，“支那”這一使中國人極感屈辱的名詞畢竟從此在日本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不過，由于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許多表現在戰敗者心中并沒有確立起尊重，戰后的中國又仍處于內戰和極度貧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并沒有敗給中國”的言論，日常口頭習慣仍使用“支那”一詞。

　　后來的歷史證明，“支那”一詞在日語的口頭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國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中國敢于出兵朝鮮，并使美國輿論驚呼遇到“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時，戰后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驚！他們對過去數典忘祖而一度輕蔑的神州古國重新產生了敬佩之感，“中國”一詞就此真正成為日本人平時的口頭語言。戰后出生和長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對中國的稱呼”。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震動了日本本土，當中國軍隊對美軍作戰的捷報傳到東北的日本戰犯管理所時，那些從蘇聯遞解過來而對華表示不服的戰犯們也都低下了腦袋。這些一向只崇尚強者的人，就此才紛紛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認識中國的力量。

　　馬善被騎，人弱受欺。在充滿強權和壓迫的世界上，不自強就要受人輕侮。二次大戰結束前中國的國名在日本長期不被使用而冠以辱稱，原因也在于此。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國”，雖然只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卻是無數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結果，也是中國在世界上地位變化的一個形象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