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政策不公，雜牌軍不滿；共產黨看得明白，和雜牌軍也不真打
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除了缺乏信仰，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癱瘓了前線指揮系統(tǒng)，也是重要原因。張學良以自己為例分析說：“當年我開始時，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么說，我就怎么做。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么回事啊！”他從三個方面進行總結：
第一，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不一視同仁。1935年末，東北軍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么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那么，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東北淪亡，還給東北軍陣亡將士開空頭支票？張學良說：“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干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們發(fā)現(xiàn)，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里讓胡宗南招兵……親兒子怎么都行，干兒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么？”“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于是讓共軍消滅我們。”
第三，幾乎所有“非中央軍”都發(fā)現(xiàn)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所以，前線軍隊有令不從。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是“剿共”前線總指揮、副總司令，指揮東北軍、西北軍。他說：“比如說楊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揮的。楊說，讓我們去打，錢呢？”“那馬家軍問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給我補充不補充？槍支彈藥我打完了我上哪兒領去？我花的錢，誰給我？兵打沒了，不許我再招，那我怎么辦？”一個前線總指揮，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兒媳婦一樣，我怎么做？沒法做了。你沒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說你看著辦吧。”“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賴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
1935年，張學良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在那兒做打油詩。”什么“大委員委小委員，中委，執(zhí)委，監(jiān)委，委實無聊”，一個執(zhí)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