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者中，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古生物學家麥克·阿徹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假使一類物種是由于人類的活動才導致其滅絕的，那么我們就有道義、更有責任去承擔、改善這種境況，并盡力彌補犯下的錯誤。此外，也有科學家認為滅絕動物復活有進化研究和醫學等方面的價值。

　　但大多數科學家卻持反對意見。復活出了滅絕動物的個體并不等同于復活出了其整個種群。換言之，如果只是增加了個體數，無法作為群體生物回歸自然棲息地，那就不能稱之為復活。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們擔心這種“復活潮”一旦掀起，最直接的影響是導致現有的生態平衡被打亂——已被生物鏈踢出去了的物種再強行加進鏈條中，結果可能會使更多的現行物種減少，甚至是毀滅性的災難。

　　有科學家認為：即便人類能夠保證讓復活滅絕物種與保護現行動物并行不悖，也是徒勞的。科學家正在克隆一種已經滅絕的蛙類——胃育蛙，但即使它成功“復活”了，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永遠留在實驗室。因為它們的家園已今非昔比，更別提被認為是它們滅絕重要原因之一的壺菌病，在野外仍然無有效的控制方法。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修復自然，這遠比讓那些滅絕生物復活更有意義——如果我們連亞洲象都無法保護，克隆猛犸象又有什么意義？誠如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社會可持續性研究所主任格倫·阿爾布雷克特所說的：“如果不能給予重生物種適宜生存的環境，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用，純屬燒錢。”就如2010年法國科幻冒險電影《阿黛拉的非凡冒險》中，一只翼龍復活之后，因無法適應環境，打亂了人們的生活，最終又成了狩獵對象。

　　與其復活滅絕動物，倒不如更好地關注瀕危物種的拯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斯托尼布魯克分校進化生物學家約翰·威恩斯說：“拯救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才是當務之急。在數百萬種生物亟待發現、了解和保護之時，我們為何要投入數百萬美元讓那些已經死亡的動物復生？”

　　讓滅絕動物死而復生，意義固然深遠。但在現有條件下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挽回逝者，與更多關注和保護生者相比，孰輕孰重？如果人類無法給予動物良好的生存環境，復活動物的最終歸宿豈非再次絕跡？

　　鏈接 克隆技術及其問題

　　英國克隆的多利羊因被確診患有進行性肺病，被處以安樂死。當時它6歲多，正是中年階段。它的患病和死亡，再度引發克隆動物是否早衰的爭論。

　　多利羊還產生了“多利羊難題”——即克隆動物的年齡到底應該是從0歲開始計算，還是從被克隆動物的年齡開始累積計算，還是從兩者之間的某個年齡開始計算？對多利羊而言，它是用一只6歲母羊的體細胞克隆的，那么其壽命到底是6歲半，還是12歲半，還是8歲或10歲？

　　英國倫敦動物學會生殖生物學教授比爾·霍魯特認為，克隆生物是否可行，需要很多實驗去論證。比如，克隆體在出生時可能一切健康，但其壽命卻難以估計，而它們的繁殖完全是近親交配，其后代可能產生更多的基因缺陷。那些已滅絕的遠古生物即便發現了保存完整的DNA，但由于缺乏與它們親緣關系很近且體型大小合適的現存物種作為代理母體，也就無法克隆。而且必須考慮它們是否能夠適應現在的環境，如果現在地球的環境與它們的生存時代差距太大，它們可能根本沒法離開實驗室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