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港九大隊情報交通干事蔡仲敏使用過的鋼筆及其繪制的港九簡圖。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舉行的《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上，有一張不大的地圖，泛黃的紙頁上標注著粵港兩地交通聯(lián)絡情況，這是港九獨立大隊情報交通干事蔡仲敏手繪的港九簡圖。地圖下方靜臥著一支磨損的鋼筆，蔡仲敏曾用它書寫密信、速記敵情。二者相依，定格了香港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歲月。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遇襲當天，日軍從深圳進攻香港。18天戰(zhàn)火焚城后，前港督楊慕琦25日向日軍簽下投降書，香港3年零8個月的苦難歲月就此開啟。

　　苦難中的一絲光亮，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簡稱港九大隊。

　　12月9日，是日軍攻入香港的第二天。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便派出精干的武裝部隊進入香港抗日，隊員分三路直插新界，秘密作戰(zhàn)。這便是港九大隊的前身。

　　隔年2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雞公山宣告成立，成員逾千人，大多數(shù)為香港新界原居民，隸屬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正式成立，港九獨立大隊成為東江縱隊的支隊。

　　日軍占領港九地區(qū)后，封鎖水陸交通，大肆抓捕抗日人士。數(shù)百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滯留香港，處境極為危險。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并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zhuǎn)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qū)等地。

　　營救任務艱巨非常，游擊隊要將幾百名男女老少，從港島秘密渡海送往九龍，穿過新界，經(jīng)澳門、深圳、惠州等地送到我軍抗日大后方。十二條營救路線水陸并進，每一條都要迂回穿過日軍的嚴密封鎖，每一條都是港九大隊用生命殺出的生死通道。

　　1942年元旦后，港九大隊隊長黃冠芳、副隊長劉黑仔和江水等率領游擊隊員，將受困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一護送至安全區(qū)域。以最早一批為例，茅盾、鄒韜奮、戈寶權等數(shù)十人打扮成難民，游擊隊護送他們經(jīng)青山道過九華徑到荃灣，攀登大帽山抵達元朗的十八鄉(xiāng)，通過日軍封鎖線，從落馬洲渡過深圳河，最后到達寶安陽臺山根據(jù)地。同時，少數(shù)人士從九龍西貢村乘船到寶安的大小梅沙，再轉(zhuǎn)到坪山根據(jù)地。這些地名在蔡仲敏繪制的簡圖中可見一斑。

　　經(jīng)數(shù)月努力，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從港九地區(qū)抵達游擊根據(jù)地，其中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沈志遠、張友漁、胡繩、范長江、梁漱溟、黎澍等。游擊隊亦營救了少數(shù)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家屬。這些人士無一傷亡，創(chuàng)造了“省港秘密大營救”的奇跡。

　　在東江縱隊領導下，港九大隊還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軍協(xié)同對日軍作戰(zhàn)。1944年2月11日，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克爾中尉駕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被擊落，跳傘至觀音山。14歲的交通員李石與女民兵邱葵發(fā)現(xiàn)其縫在飛行服上的血符——“美國空軍，來華助戰(zhàn)”，以及寫有求助信息的筆記本。確認其盟軍戰(zhàn)友身份后，二人趁夜色將受傷的克爾藏在山洞中。往后十余天，港九大隊一邊應對日軍上千兵力的搜捕，一邊接力掩護轉(zhuǎn)移克爾，成功將其護送至東江縱隊司令部。

　　這一壯舉迅速傳遍盟軍陣營。在華美軍總部頂住國民黨政府壓力，與東江縱隊建立直接合作，縱隊隨即成立特別情報部，其中就有蔡仲敏。當司令部緊急要求5天內(nèi)提供啟德機場詳圖時，他整合碼頭工人情報及機場工程師繪制草圖等重新繪制，提前送司令部，給美十四航空隊明確目標；數(shù)月后，他又及時捕捉到20余艘敗退日艦集結(jié)香港的情報，引導盟軍實施精準打擊。這些精細圖紙，蔡仲敏往往僅靠半截鋼板、一瓶墨油、幾小條蠟紙，在草堆里或草棚中繪制。

　　如今，港九簡圖上縱橫交錯的墨線已化為香港的繁華樓宇，而這張曾握在游擊隊員手中的草紙，在展柜里保存著歷史的溫度——它銘記的不僅是烽火小徑，更是中華民族在艱難時刻，以智慧與勇氣鑿穿黑夜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