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之死”的預言作為對古典藝術的反抗，是那些即將經歷或正在經歷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藝術家直面虛無而做的一次心靈的掙扎。從這個角度說，西方現代藝術的反理性、反規律、反傳統、反經典，是對摧毀了人的價值體系的罪惡戰爭的不滿情緒的徹底發泄。達達派藝術的領軍人物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就是用自己的藝術實踐宣布了“藝術之死”的藝術家之一。

　　1917年，杜尚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的男用小便池起名為《泉》，并作為藝術品展出，成為現代藝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我看來，杜尚的《泉》之所以能夠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其實并不取決于它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在于它的否定性，它既是對傳統藝術的否定和終結，同時也否定了自身的物質存在方式，它注重的是自身的精神化特征。同時，它也實現了藝術對邏輯現實的“逆反”模仿。

　　《泉》也給世人帶來了一種看待人生的態度，一種反省世界的立場，體現了人類存在境遇的巨變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的審美觀念的巨變。在這一巨變的背后，潛隱的乃是人的意義危機。當藝術的本質與美的本質成為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人的存在意義成為了問題。在阿多諾看來，現代工業社會是一個強權統治的社會，雖然經過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這個社會的強權不像封建社會那樣表現為封建王權統治，但是，事實上這個社會處處都受到一種無形權力——“自然本性”(Natur)的控制和統治，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都具有追求物質利益的傾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服從于這個以自然本性為核心的社會組織。這樣，一方面，罩在人與人關系之上的那種傳統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已經蕩然無存，整個社會都面臨著由這種本性帶來的控制、壓迫和強制；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使現代社會的整體性或全能性的功能大大增強，它已經把人的個性抹殺殆盡，資產階級曾經追求的個性解放已經成為幻想。

　　這個世界是個異化的世界，異化既然給人帶來絕望，藝術就通過展現這個個異化的現實，從而達到對絕望的救治。現實使人失去了自我，世人稱為無，成為異己，成為影子，藝術則補償性的人們曾經擁有的東西，他表現為一種超時的“異樣事物”。

　　我們看到，在1919年，杜尚在巴黎買了一張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印刷品，用鉛筆在蒙娜麗莎的臉上畫了兩撇胡子和一撮山羊須，便成了一件叫做《帶胡子的蒙娜麗莎》的藝術品。1939年，杜尚又繪制了一幅關于蒙娜麗莎的畫，實際上這幅畫，畫面上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套翹胡子加山羊須，于是，杜尚將之稱為《L.H.O.O.Q的翹胡子和山羊須》。 1965年，杜尚又買了一張《蒙娜麗莎》的印刷品。這次他沒有做任何處理，只是標了一個新的題目：《剃掉了胡子的蒙娜麗莎》。他不斷地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似乎又回到了起點。同時通過杜尚的畫作，我們看到，藝術總是追求異樣事物，追求這個異樣事物的就是藝術中的特殊審美事物，人們稱此特殊事物為藝術的精神內容。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異樣事物意味著那種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畫外之象，形外之神。用阿多諾自己的話說即是“那種琢磨不定的東西”——即“藝術的真實內容”。

　　杜尚自認為畢生最重要的一件藝術品是《大玻璃——被光棍們剝光衣服的新娘》，說它表現了人為機器、機器為人的荒誕感。在這里，杜尚并沒有像某些后現代藝術家那樣赤裸裸地展示人的肉體，而是在這種機械存在的生命中隱喻著人的荒誕的處境。正如他的《帶胡子的蒙娜麗莎》，主人公蒙娜麗莎并沒有給人一種肉欲之感，《大玻璃——被光棍們剝光衣服的新娘》同樣沒有給人提示某種與“性”或“暴力”相關的符號想象，而是把人引向一種存在之思。可以說，荒誕感與由此而引發的焦慮感，是現代藝術帶給人類的最后一個感受生命的深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