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著紅軍裝，扭著秧歌，手拿紅色的《毛澤東選集》，唱完了《社會主義好》。事后，伊恩承認，《毛澤東選集》里面夾了很多歌詞。
當時的評委周立波評價伊恩，“真像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同樣是評委的伊能靜（微博）則問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秀，但算什么達人呢？紅歌達人嗎？”
結果是，3個評委當中，伊能靜給了伊恩一個NO。但紅歌達人從此就成了伊恩的標簽。上海某區甚至還想讓伊恩做他們的公益廣告代言人。“意思是紅歌達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類的。”
但電視臺播出來的結果跟伊恩在現場錄制的結果卻不一樣。伊恩說，在現場時，3個評委都給了他YES。當時，他打電話去跟中國達人秀的導演組溝通，想問清楚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復是，“這個沒關系，是為了讓觀眾對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沒過于較真，他清楚，這只是一場秀，只要領導看到高興就好了。但這些卻令余燕伶感到不滿，她覺得伊恩來到中國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規則都改變了。
通過中國達人秀，伊恩說出了他想“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伊恩說，就在我采訪他的第二天，三亞電視臺的記者找到他，希望他出來談談中國夢。“不知道唱紅歌算不算中國夢？”
伊恩也說不清楚，這個夢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還是達人秀導演組給他編的。他惟一清楚的是，為了表演效果，他必須這么說。他還把這個夢帶到了現實生活中，面對媒體，他總是不停地重復強調這個夢。
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終把這個夢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但這個夢，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變得飄渺。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兩次去重慶演出。
重慶紅歌落幕前，伊恩被重慶一個縣城邀請過去唱紅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高規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簽約，在重慶辦些小型紅歌會。但當重慶紅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慶時，邀請方不允許他唱紅歌，而是臨時讓他唱阿黛爾的歌。可那時的伊恩連阿黛爾是誰都不知道，只好作罷。
隨之而來，是各地取消跟他約好的紅歌演出。最明顯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節目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請伊恩參加，伊恩爽快答應。“我知道沒什么希望，但還是希望上去宣傳一下自己。”
但最終，伊恩失去了這次機會。“我打電話過去問，給我的回話就是不知道結果是怎么樣，就不讓我參加了。”
伊恩不知道紅歌還會不會允許唱下去。如果允許的話，他想到西藏、新疆等邊區去唱。 “有紅歌的任務，準備隨時為黨唱歌。”他說，“我最大的客戶就是中國共產黨。”（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