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滬蘇浙交界處的太浦河上，全國首個跨省域房建項目——方廳水院日前竣工。為推動這一跨區域項目順利實施，三地創新審批制度、探索一體化審批模式：浙江嘉善和江蘇吳江主動賦權給上海青浦，由青浦牽頭負責項目信息報送、招標及一體化方案審批，最終實現“一張施工證干到底”，為打破區域行政壁壘、推進要素跨域流動提供了生動實踐樣本。

這樣的探索并非個例：長三角推行電子營業執照共享互認，市場主體登記等50余個高頻服務事項實現“一網通辦”；京津冀市場監管部門統一規范企業登記服務，推動區域內認證數據共享；川渝推進企業跨省市“一鍵遷移”……從區域協同到制度銜接，我國正以具體實踐破解地域限制，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筑牢根基。

當前，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核心命題之一，這一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已從“立柱架梁”階段進入“積厚成勢”的關鍵新階段。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劉志彪做客經濟高質量發展專家談時表示，作為一個成長迅速的發展中大國，現在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實力已經到了能夠而且必須用本國市場去推動發展的階段，并應該以自身超大規模市場為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

在他看來，隨著經濟實力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需要進一步升級。

“僅僅為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務供給的角色必須改變，中國還必須同時成為為全球提供需求的‘世界市場’。只有成為‘世界市場’，中國才可以啟動新一輪的‘主場全球化’，才能實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高水平開放。”劉志彪認為，“因此將客場全球化轉換為主場全球化，建設一個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國才能與自身巨大的生產能力相配合，才能在新的全球競爭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甚至是絕對優勢。”

劉志彪進一步表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也是中國作為世界負責任大國的具體體現。”總結而言，在新發展格局下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戰略意義清晰：既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擺脫對外部市場過度依賴的“先手棋”，也是破除區域市場分割與政府保護、暢通經濟循環的關鍵舉措；既是以國內需求主導創新、實現產業自立自強的內在要求，更是以國內循環牽引國際循環、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基礎。

如何認識新發展格局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之間的內在關系？

劉志彪基于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與世界發展邏輯的認知分析，“構成新舊發展格局轉換的核心要素，主要涵蓋全球化動力機制的革新、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全球產業分工的調整以及國內市場特性等四個方面的動態變化。”

在他看來，第一重變化在于全球化動力機制的重構。當今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已經從依賴外部市場的客場經濟全球化，正全面轉向依托強大國內市場的主場全球化，建設統一大市場成為國家戰略，具有重大的優先地位。

與之相適配的，是資源配置機制的升級。劉志彪建議，資源配置機制要從過去政府主導的趕超型配置，全面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效率—質量”型配置，通過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之間的協同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全球產業分工層面，調整方向同樣明確。劉志彪認為，產業分工則從遵從效率優先的全球產品內分工，轉向追求效率與安全并重的產業鏈韌性重構。

而這三重變化，最終指向國內市場的深度改革。“為此要求我們徹底打破國內市場分割與政府保護狀態，實現商品要素資源的充分自由流動和高效率配置，構建強大國內市場以協同產業鏈供應鏈與防控風險。”劉志彪說。

基于上述分析，他進一步梳理出二者的核心邏輯關系：“新發展格局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全球化動力機制重塑—資源配置機制優化—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調整—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這樣一條主線。新發展格局引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同時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新發展格局形成具有基礎性的決定性作用。”

針對如何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助力新發展格局形成，劉志彪也提出了具體政策建議。

在他看來，首先要從宏觀層面發力，“用逆周期政策修復當前的總需求結構，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適當增加政府支出規模”；其次要深化微觀層面改革，“重視與加強微觀經濟層面的改革，尤其是要注重國民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最后要強化創新驅動，“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激勵高質量供給，促進供給結構適應不斷升級的需求結構”。

劉志彪特別強調微觀經濟政策的關鍵作用：“尤其需要注重微觀經濟政策體系在促進‘大市場’‘強市場’建設、形成新發展格局中的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他具體闡釋，“微觀經濟政策的核心，是要在供給或生產面的初次分配中，以法律形式調節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的比例，特別用司法機制實施對勞工的保護，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和勞動者福利保障的底線，從而一方面調動勞動者的生產性努力投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能不斷地提高全體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實習生趙梓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