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數精于政治運行規則的人物相比，康有為更像是個孤獨無助的“先知”和預言家。《大同書》的出世在滿眼充斥著功利心的蕓蕓士子之中，總算留住了一絲烏托邦的想象種子，使他比同時代那些熱衷經世技術的亂世英豪更多了些對未來的期許憧憬，不過這逆風而動的心緒綻放，在當時顯然是個一閃而過的異數，更容易被謬評為荒唐不堪的狂人囈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精英的氣質心胸差異頗大。和同為近世主角的湖南人所擁有的霸氣和精明相比，廣東人多不善操控政局，但偏喜勾畫政治藍圖，康“圣人”就是如此。機智不羈的想象中透著自負和傲慢，使他們的政治生涯平添了些書生意氣的想當然成分，雖是在政治設計上屢戰屢敗，但也贏得了對信念持之彌堅的美名。

　　康有為在《自傳》中說，六歲時，家人出對子“柳成絮”相試，他應聲答以“魚化龍”，在場的客人很驚訝，贊譽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賞以紙筆。能出此豪言，端的不僅在于康氏的機敏，還因他生活的廣東早已不是那承載潛龍的舊池子。康有為四歲時就被家人抱著觀洋人鏡畫，時間竟然是在習舊學之前，這倒是一般家庭所難有的氛圍，也是廣東擁有開明地利之所在。19歲的康有為以《史通》的體例撰成20多頁的五代史論，他的老師朱次琦喜稱這簡直是著作而非文章，于是康得意地自夸“乃知著書之不難，古人去我不遠，益自得自信”。

　　康氏烏托邦世界的形成與他身上神秘主義氣質的傳承有關，其行為怪誕就連其親朋密友也常常不能理解。史載，一天，陷在故紙堆中的康有為突然覺得考據家著書滿紙，究復何用？事后證明，康有為的神秘感覺仍是地域性的，與先人靈悟相通，感應冥冥之中透出的是廣東心學鼻祖陳白沙和湛若水的影子。康氏某天忽然棄書不觀，閉門謝客，靜坐養心，后發展到棄師而去。這不能不讓人想起他的先輩湛若水，湛氏辦書院時，一早進堂不是教讀，而是督令弟子靜默養心多時。更有趣的是，康有為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圣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同門見他如此，都以為是邪魔攻心，犯了心疾，但他自己的說法卻是“飛魔入心，求道迫切”。這種“天地萬物皆我一體”的感受在心學宗師陳白沙的心路自述中也多次出現。

山水對神秘主義是很重要的，既然不想和人說話就要圖個清靜，所以那些以默識靜坐相標榜的書院多藏在山野之中。康有為也進了心學導師湛若水呆過的西樵山，在白云洞中專習道佛之書，按他的說法是常常披頭散發地枕臥在石窟瀑泉的美景之間，任由芳草清流環繞周邊，所謂“修柯遮云，清泉滿聽”，或者像鬼魂一樣地到處游走。他“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想的全是些“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的事情，“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甚至達到了“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的境界。可惜的是，康氏的超然并沒有維持多久，就堂皇入世了，按他的邏輯驅趕心魔正是為了入世救民。這套“廣東人的邏輯”效用如何暫且不論，和嚴謹剛毅得有些木訥的湘人“經世派”的實用風格相比，總覺得不是那儒宗正道。據說曾國藩也練過靜坐，結果是大口大口地吐血，可見湘人只能是天生的“行動主義者”，骨子里瘋癲不起來。然而，正是這種種神秘怪誕的念想最終造就了康氏獨特的烏托邦思想風格。

　　簡而言之，康氏的烏托邦是個顛倒的世界觀，既然是“天地萬物皆我一體”，那么考慮的就是如何把天地收束到內心，而不是由內心推向外物。說得直白一點，它總是先“放眼世界”，再“胸懷祖國”，最后靈魂深處才鬧起革命。和我們熟悉的革命口號是顛倒過來的，也正好顛倒了先修身齊家、再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儒家的招牌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