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抗抗的《作女》自去年夏季問世以來，竟有眾多媒體持續發表了不少評論，這在當今似喧鬧而實寂寞的文壇應該說是難得的，自然也意味著這部長篇小說起碼不是平庸之作。可惜的是，批評家們爭相褒贊，卻鮮有深刻揭示作品真實價值者；表示否定或懷疑的極少，同樣不能深中肯綮。

　　我很喜歡孫梅那篇《謹防女性書寫的陷阱》（《文匯報》2002年11月9日第8版），但這只是因為文章寫得漂亮--比我看到的所有褒贊《作女》的文章都漂亮；至于孫梅對《作女》和張抗抗一系列作品含而不露、欲說還休的否定性態度，我則認為有失偏頗。不過，還是先放下張抗抗的一系列作品罷，現在需要談的只是《作女》和"謹防陷阱"的問題。

　　在我看來，"謹防陷阱"是一個很好的命題，但就《作女》而言，需要"謹防陷阱"的并非張抗抗的"女性書寫"，倒是包括孫梅在內的批評家們圍繞所謂"女性書寫"而發的或褒或貶的議論。如上所述，褒贊者大都不能深刻揭示"作女"的真實價值，責難者在針砭《作女》的病穴時也不能深中肯綮。正因為如此，批評家們無論持什么立場，就都有了落入陷阱之虞--并非所謂"女性書寫"的陷阱，而是文學批評的陷阱。

　　文學批評的陷阱很多，這里談兩點。

　　其一，對任何文學作品，批評家們都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問題發表各種不同意見。側重于社會學的批評，側重于美學的批評，以馬恩文論為指針，以西方古典文論或中國古代文論為圭臬，以形形色色的現代派文論為依據：談人物，談情節，談意境，談結構，談語言；論成就，論特色，論缺陷，論敗筆……均無不可。惟獨有一點是萬萬不可的，那就是站在高處指揮作家：應該寫什么，不應該寫什么；應該怎么寫，不應該怎么寫。批評家如果有此嗜好，即便站得再高，也必落陷阱無疑。

　　其二，社會生活的內容紛紜復雜，文學作品的題材、體裁和創作方法等等必然豐富多彩，因此對文學作品進行分類乃是不可或缺之舉，分類方法也理應五花八門：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抒情的、寫意的、敘事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古典派、現代派、后現代派；書面文學、口頭文學、網絡文學，等等。然而無論怎樣分類，文學終究脫不出人學的范疇，只能以人道主義為靈魂，表現人的生活、感情、愿望、命運。離開這個基本原則的分類法，如把文學分工業文學、農業文學、軍事文學、政治文學、經濟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顯然很不足取。與此不同的另一種分類法，即以性別分類，卻不提男性文學而單標女性文學，同樣很不足取。男女兩性永遠相互依存，彼此間總有割不斷的聯系。女作家寫的文學作品，或者單純表現女性的文學作品，即便不出現男性形象，也不能說與男性絕對無關。至于某些反映社會上的女權運動甚或與之呼應的文學作品，也不應該貼上女性文學乃至女權文學的標簽。文學畢竟不是也不能是任何運動的宣言或說明書。中外文學史上無數單純表現女性或以女性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經典作品，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李娃傳》、《竇娥冤》、《紅樓夢》、《金瓶梅》、《包法利夫人》、《簡愛》、《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難道可以狹隘而片面地歸類于女性文學么？相反，像杰克·倫敦的名篇《熱愛生命》那樣絕無女性影蹤，只描寫一個男人和一條狼，是否應該稱為"男性和狼文學"呢？批評家們倘這樣做，那就太荒唐了，也難免落入陷阱。

　　具體到《作女》，因為它表現的主要是當今城市女性中的一個族群，她們的特征是為追求個人的情感取向和事業選擇的新鮮感不斷地折騰放棄，對于生活不再是被動地承受，而是主動地出擊和挑釁，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傷，直到頭破血流，精疲力盡，所以，批評家們就大都圍繞著女性和女權來做文章了。這當然并無不可，而且合情合理，對幫助讀者深入領會作品意蘊也是有助益的。但是，幾乎所有批評家都只把筆墨傾注于女性和女權話題，卻不言及其他方面，那就難免引起人們對作品的誤解，偏離和掩蓋作品深層次的內涵，當批評家們一窩蜂地把作品的成功或失敗單純指為"女性書寫"的成功或失敗時，那就更造成了對作品的曲解，從根本上違背了作品的要義，當然也就從根本上抹殺了作品的真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