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巨大的陷阱，落進去的是一大群批評家。

　　那么，究竟怎樣評價《作女》才能揭示其真實價值呢？我認為，還是應該依據恩格斯關于現實主義必須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經典論述來評價它。

　　不知為什么，恩格斯這個經典論述似乎已被人們拋棄或遺忘了。可是拋棄得了嗎？無論打出什么光怪陸離的旗號，作家和批評家能把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從任何一部有價值的成功之作中驅除掉嗎？即以《作女》而論，它之所以具有重大價值，正在于它出色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為現實主義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相反，倘若剔除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它就會一錢不值，即便把女性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乃至頭發絲和腳趾頭都描繪得出神入化或塞滿女權宣言也毫無價值。

　　在論及《作女》時，倒也有人提到了典型化問題。孟繁華十分正確地指出："好的小說，好的人物……典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具體的指卓爾形象："我們都不是卓爾，但是我們身上都有卓爾的欲望，都有潛在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是遇不到一個卓爾……但是卓爾集合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東西這就是一個典型。"（《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3日第26版）遺憾的是，我只看到孟繁華一個人這么講，而且只講了這么幾句，未能展開論述；更遺憾的是，他發表了如此精辟的言論，卻以"特別保守主義的看法"名之，無論出于自謙或反諷時尚均屬不妥。其實，典型化是一個老而彌新的原則，永遠扯不上什么"保守"。文學創作固然不必也不可能統統以典型化為指歸，典型化卻永遠是文學創作達到高層次的標志。無論時代怎樣變化，社會怎樣發展，只要文學還要生存，它就絕對不可能拋棄或蔑視典型化的原則。張抗抗深諳于此，她二十多年的文學創作實踐正是在典型化的道路上跋涉過來的。而今，她在《作女》中令人欣喜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誠如孟繁華所說，卓爾是一個典型。但她絕不僅僅是個所謂"她世紀"的張揚女權意識的新女性的典型（只能在次要意義上稱為這樣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她更是一個隨著市場經濟而崛起的中產階級的典型；從根本上說，她則是馬克思所期待的能夠從事"自由自覺的活動"即符合人的本質的理想新人的典型。當然，因為時代尚未提供足夠的條件，她還遠未達到那種完全符合人的本質的理想新人的高度，可是，她的種種特性，她的價值觀，她的生活態度，她的愿望，她的行為方式，卻無不朝著那種理想新人的方向發展，而且已清晰地顯現出那種理想新人的影像和氣質。她對包括兩性關系在內的各種人際關系，對職業，對錢財，對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希望達到的目標，都是以那種理想新人的姿態要求處理的：一方面高度自由，不受任何因素束縛；另一方面高度自覺，即便在激情四溢時也保持著理性的光輝，雖任性卻從不胡作非為，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只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應該說，這是卓爾形象的本質特點，而這種本質特點同形象的性別毫無關系。一個男性形象被賦予這種本質特點時，其價值和意義同女性形象并無二致。張抗抗只不過是從作品的需要出發而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因此必然帶出較多女性話題，但這絕不是以改變形象所具有的超越性別的本質特點--致力于自由自覺的活動從而實現人的本質的特點。

　　必須指出，具有這種本質特點的人物典型，在現實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在中國文學中更是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張抗抗成功地塑造出這樣的典型形象，無疑具有開創性。僅此而言，就是她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

　　還應該指出，張抗抗的成就絕不僅限于此。她鮮明而生動地塑造的并非一個而是一群極富個性的"作女"形象。與卓爾形成鮮明對照的陶桃也算得上典型，此外還有阿不、DD等等。她們互相聯系又各自獨立，共性突出又個性迥異，生活道路時而交叉時而平行卻終究南轅北轍，命運歸宿更是在相逢相聚共悲歡后或上天或入地。與此同時，她塑造的幾個男性形象也都各有特點、躍然紙上，特別是新型儒商鄭達磊，同樣堪稱典型。不言而喻，像這樣同時塑造一群而非一個典型形象，藝術難度要大得多，若能成功，則其藝術價值也可能高得多（當然不是絕對的，單個典型形象的藝術價值也可能無與倫比，如秦羅敷，如簡愛，如愛瑪）。張抗抗基本上成功了，因此，她堪稱典型形象塑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