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美籍學者：元首外交對中美關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引領作用丨世界觀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美關系歷經數十載風雨，在“冷戰”“接觸”“競爭”等標簽輪轉后，于特朗普第二任期步入一個看似矛盾的新階段。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走進人大重陽，以四十年中美關系變化親歷者的獨特視角，回溯了從“新冷戰”論調甚囂塵上，到當下“戰略穩定”格局形成的演變脈絡，犀利指出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邏輯的斷裂與延續。
趙穗生不僅剖析了華盛頓對華共識的形成與松動，更揭示了“僵局”之下雙方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及美國社會內部的戰略疲憊。這種“相持”狀態能否持續？外交博弈能否替代戰略對抗？本文整理了趙穗生在本場活動中的發言實錄，為穿透迷霧，提供線索。
從“新冷戰”到“戰略穩定”
今年我正好去美國四十年，1985年走，今年2025年，四十年整。這四十年，我親眼目睹了中美關系的變化。特朗普第二任期上臺以后，很多人都在觀察他跟第一任期有什么不一樣，我自己感覺，非常不一樣。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新冷戰”的興衰》。第一任期他發起了“新冷戰”，第二任期“新冷戰”似乎銷聲匿跡，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挑戰幾乎聽不到，全集中在做“交易”、做貿易。所以最近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關系，有很多不同說法。
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個月打賭，說到第二年1月份，中美關系會出現“令人吃驚的改善”，理由是兩國領導人相互尊重，所以關系會穩固。歐亞集團的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認為不可能，他的觀點是結構現實主義，中美兩個大國結構性矛盾不可調和，不管領導人怎樣，都沒辦法克服。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被問怎么看中美關系，他想了想，用了一個詞——“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我的理解，這就是進入一個僵局(Stalemate)，誰也打不垮誰，雙方都在探尋下一步怎么做。
華盛頓新共識與“長危機”
特朗普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相比變化很大。為什么發生這個變化？怎么發生的？我想跟大家梳理一下過程。
第一任期“新冷戰”可以追溯到2009年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當中，中國應對比美國好得多。當時，國內很多學者感覺美國有求于中國，大于中國有求于美國。2009年以后，到2017年特朗普上臺前，都是這種背景。美國人開始警覺，我感覺2014、2015年越來越警覺。2015年，對中國非常友好的美國中國問題學者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都擔心到了“臨界點”，認為美國跟中國接觸的政策“失敗”，導致中國變成“美國的掘墓人、挑戰者”。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上臺時的背景。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一上臺就改變美國外交戰略重點，第一份《國家安全報告》第一次提出“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概念，原話是：“在被視為上個世紀的一種現象之后，大國競爭又卷土重來。(After being dismissed as a phenomenon of an earlier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turned.)”2017年，特朗普政府非常清晰地提出“大國競爭”，之前美國跟中國是接觸合作，現在變成競爭關系，當時大家聽了非常吃驚，覺得完全是“新冷戰”宣言。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動下，美國政界形成“華盛頓新共識”，不僅是共和黨，民主黨也跟著轉變對華政策。“新共識”認為，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意見，但在中國問題上，都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掘墓人、競爭對手”，一定要把中國打敗。民主黨拜登上臺后，其他政策都變了，但對華政策沒任何變化，而且變本加厲。
中美關系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到拜登任期，發生非常根本性的變化。過去中美關系是周期性變化，有進有退，有危機會解決，也有穩定。但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我用的概念是“長危機”，一直處于危機狀態。最低點從2018年“貿易戰”開始，到拜登下臺前的2023年，這期間中美高層交往幾乎中斷。過去中美大概有100多個制度化交流機制，特朗普上臺后大多數中斷，民間交往也大大下降，很多中國學生簽證被取消，尤其是被認為對美國有威脅的專業。
視頻：美籍學者：中美經貿合作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必須與中國搞好關系丨世界觀來源：中國新聞網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臺后全變了，意識形態跟第一任期完全不同，他的敵人是“內部敵人”(enemies within)，是那些民主黨。地緣政治上，他第二任期政策變化也很大。
所以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看看美國媒體報道，我非常吃驚，我羅列了一些：“Trump is a China Dove”(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是溫和派，表現出出乎意料的和解姿態)，“Trump's Initial Moves Will Benefit China”(特朗普最初舉措將讓中國受益)，“China Hawks Stop Squawking”(對華鷹派不強硬)，“Trump Is Turning Out To Be a Very Pro-China President.”(特朗普居然是個非常親中的總統)。
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發生這么大變化？
其實我寫了一篇文章，特朗普是一個“另類的對華鷹派”。特朗普第一和第二任期相比，很多政策不斷變化，但他跟中國“做交易”的說法，一直都沒變。為什么第一任期他任由“新冷戰”說法膨脹？因為他剛進華盛頓，完全是局外人，周圍是共和黨建制派人物，比如美國時任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時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時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黑利(Nikki Haley)、時任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
第二任期的時候，報道說特朗普“最后悔的是第一任期用錯人”，所以我列出的這些對華鷹派，一個都沒回來。他第二任期選人標準是必須對他忠誠，這些人上臺后盡管意識形態、對華觀點跟特朗普不一樣，但全部啞口無言。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就變成了他自己，第一任期他很少召開記者招待會，現在天天跟記者談，在飛機上還意猶未盡地要跟記者談。
“戰略穩定”能否持久？
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這里列舉兩點。
第一，證明之前美國對華“新冷戰”戰略是錯誤的，無法持續。特朗普這種做法是一種“路線修正”(Cause Correction)，從兩方面改正錯誤：一是美國對中國韌性的低估，包括對中國經濟、政治韌性的低估；二是對“中國威脅”的高估。對中國韌性低估和“威脅”高估，導致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過度反應。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是很好的兆頭，不管國內怎么看，現在特朗普愿意跟中國談判，不再強調意識形態區別和地緣政治沖突，只是做貿易。這樣一來，雙方就有可能妥協。
貿易談判上，我們看得很清楚。我最近幾次到國內感受深刻，中國對這次貿易戰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4月2日，美國“解放日”的時候宣布加征關稅，中國是唯一回擊的國家。你給我147%，我給你125%；然后美國說：“你們沒理解，我不是這個意思。”他們主動要求談判。
美中兩國代表先在日內瓦，之后在倫敦、瑞典談，最后通過談判妥協，這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導致魯比奧說的“戰略穩定”。
但這個戰略穩定不穩定，仍有待觀察。這里有幾方面原因：一，特朗普周圍還是傳統對華鷹派主導，特朗普在華盛頓對華政策中完全是另類。這種另類意味著，他現在有能力把傳統鷹派壓下去，因為他要談判，但如果談判達不成協議，又不能談了，又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局面，這是很可怕的現象。二，中國講“大局”“戰略框架”，特朗普非常隨意，說變就變，只看眼前，這也是很大的問題。三、因為美中力量對比一直在變化，美俄、俄中關系也一直在變化，當下的國際政治需要外交家，但美國沒有這種外交家，特朗普自己也不是。
總體而言，中美關系目前處于“僵局”，處于“戰略穩定期”。從美國講，我自己感覺，特朗普為什么能走到這一步？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兩黨已對霸權政策深惡痛絕，我引用兩個數據：一是特朗普2025年1月上臺時《紐約時報》數據，60%美國人認為美國不要在海外多事，別做“世界警察”，要更多關注國內；二是芝加哥理事會的民調顯示，當時17%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沒有財富和力量領導世界。
美國兩黨的相似點是傳統外交政策的失敗，美國作為二戰后、冷戰后“世界警察”的作用沒了，也不應再發揮。無論是想“讓美國再次強大(MAGA)”的共和黨還是激進派民主黨，他們的共識是美國應該回撤。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中美機會還是有的，能夠很好地共存。
(本文內容摘自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的講座，僅代表其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