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沈陽6月24日電 題：大學校訓如何折射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

　　——專訪東北大學副校長孫雷

　　中新社記者 刁海洋 李晛

　　大學校訓是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的綜合表達。透過大學校訓，能夠看出中西方大學辦學理念、辦學傳統和價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養成。

　　最早的大學校訓出現在哪里？中西方大學校訓有何特點，折射出哪些文化精神與哲思？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東北大學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孫雷。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最早的大學校訓出現在哪里？校訓之于大學有何意義？

　　孫雷：西方現代大學中，被譽為“大學之母”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早期并沒有明確的校訓，15世紀末16世紀初，牛津大學(1167年建校)與劍橋大學(1209年建校)分別設計和啟用各自的校標，被公認為是西方最早的校訓。西方學校習慣將校訓稱為“MOTTO”，意為文字簡明的題詞、題句、題序。由此可見，校訓應教育發展需要而生，并無論古今中外都在教育中受到重視。

　　大學是教育人的場域，一所大學的校訓、校風以及引起師生共識的文化傳統是大學用來成風化人的根本。校訓育人的關鍵點在于“訓”，意義在于育人，其功能性在于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引導、疏導和督導，它既有顯性文化特征規范學校內師生的言行，又有隱性文化特征潤物細無聲地影響師生的舉止甚至價值觀。

　　中新社記者：西方大學的校訓折射了哪些文化精神與哲學思想？

　　孫雷：上面提到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在創辦多年后的15世紀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校訓，分別是“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上主乃吾光)”和“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此地乃啟蒙之所和智慧之源)”。17至18世紀，美國哈佛Veritas(真理)、耶魯Lux et veritas(真理與光明)應運而生，這些歷史悠久的西方大學其校訓滲透的思想與最初牛津劍橋相仿：追求真知、自由，并帶有濃厚的宗教背景。

　　這與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息息相關。在西方大學校訓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中世紀，倡導“無差別的愛、在上帝這個無差別的人和神之前，身份的平等”，這些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是當時西歐封建等級制的產物。近代，受啟蒙理性所倡導的“普世價值”影響，西方大學校訓開始在原有的追求自由、博愛的基礎上，倡導“個體自由、獨立、平等、民主、人權”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科學、進步”等觀念，這是近代的歷史產物，也是近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

　　中新社記者：中文中“校訓”一詞出自哪里？

　　孫雷：中國校訓堪稱“早發內生”，古代有校訓之實，但無其名，誕生之初即承載“訓育”的職能，南宋岳麓書院院訓“忠、孝、廉、節”，直至清末教會大學的出現從而實現了校訓的名實統一。中國近代教會大學相繼制定本校校訓后，“MOTTO”(校訓)實體已然顯現并推廣，但由于中國傳統“大學”沒有“校”“訓”二字連成一起的詞組，因此尚未出現“校訓”這一名稱。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后，教育先賢們借用日語當用漢字形體命名“校訓”(平假名：こうくん，讀作koukun)，細讀起來讀音與中國的“校訓”讀音相似，是因為日語中音讀本身來源于中國古代長江流域以南的古漢語。由此看來，“校訓”一詞雖屬舶來品，卻又有很深的本土因緣。至此，“校訓”一詞與中國古代“校訓”及西方大學的“MOTTO”完成了完美對接，實現了校訓概念與原型的實至名歸，也使中國大學校訓進一步得以明確化。

　　中新社記者：中國大學校訓又有哪些特點，體現哪些文化精神與哲學思想？

　　孫雷：中國大學校訓的特點，我覺得可以用四個精神向度來概括：史學的長度、哲學的深度、文學的溫度、美學的厚度，四重精神向度，大學校訓是四者的綜合呈現和表達，印證了大學校訓的精神向度蘊含著文化屬性，體現出文化精神與哲思。

　　中國大學校訓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響，形式是中國式文學表達，內涵則頗具中國式哲學思辨深度，比如，中山大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有堅實的哲學文化底蘊作支撐，充滿著中國智慧。

　　其中，中庸之道格外令人矚目。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從初始角度來分析是為“中庸”。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正所謂“此心不動，隨機而動”，不為情緒所累，進入中庸的“未發”狀態，把握時機，依良知而行，且行必“中節”，即知(良知)行合一。東北大學校訓“自強不息，知行合一”較充分地詮釋出這一點。東大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仍不忘救亡圖存。1928年，張學良對學生講道：“我很望諸君，要堅定了志向，各用自己之所學，全國學者都能如此，則中國自強矣。”東北大學以知為行，以知定行，知是行之首，行是知之終，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與努力實踐并重的中庸之路上，把握機遇，從而形成質的飛躍。這是一種對傳統中庸之道的傳承與創新，更是一種超越與突破。

　　中新社記者：校訓是體現教育理念的一種非物化形式。透過中西大學的校訓，能看出中西方教育理念上有哪些異同？

　　孫雷：透過大學校訓，能夠看出中西方大學辦學理念、辦學傳統和價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養成。

　　中國大學校訓以主德求善為源。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以血緣家庭為本位、以人倫道德維系社會為基礎的德性文化，必然以家國情懷為己任。尤其“士”階層的崛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人養成了對民族和國家的高度責任感和義務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比如，清華大學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便是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以《君子》為題作報告之時，引用《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清華學子，擁有永不言敗的拼搏精神和心胸寬廣的君子品德。

　　相比之下，西方大學校訓則直抒胸臆，多渴望追求真理、自由，往往直接引自《圣經》。西方大學校訓的思想內容經歷了從“重神靈”“重上帝”，“自治”“自由”到“主智”“求真”“服務”的演變，表現出西方大學的理念與追求。比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訓“Fiat Lux”(愿知識之光普照大地)，主張神的啟示是真理和知識的源泉。

　　透過中西大學的校訓，我用中央民族大學校訓“美美與共”一詞概括，中西方大學教育理念和而不同，教育的真諦都是“培根鑄魂、啟智潤心”。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在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之路上，既要堅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又要面向世界大學不斷創新，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完)

　　受訪者簡介：

　　孫雷，現任東北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共青團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政協沈陽市第十一屆委員會委員，政協沈陽市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委員會委員、常委。主要研究方向為大學文化、城市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等。兼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思想道德建設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冶金教育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新文科教育研究專家等多個學術職務。近年來，在《新華文摘》、《中國高等教育》、《東北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及人民日報、國家治理周刊等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60余篇，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等部、省、市課題60余項，出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邏輯養成與制度構建》《現代大學制度下的大學文化透視》《大學校訓》《新時代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概論》等專著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