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2日電 題：中國西南滇黔地區何以自古傳頌《孔子之歌》？

　　——專訪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范麗珠、復旦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陳納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因隨孔子講條禮往來，傳到后代天地亮。”黔東南苗鄉侗寨的侗族大歌《孔子之歌》，以生動質樸的語言和天籟之聲自古流傳至今。

　　2018年初，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范麗珠、復旦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陳納及其團隊開始在云南、貴州等西南地區進行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在當地大量鮮活的生活場景中觀察到諸多與孔儒之道相關的文化符號。歷史上，滇黔民眾生活中的這些文化符號緣何而來？朝代更迭對于延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否有影響？范麗珠、陳納就相關話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通過在中國西南(滇黔)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您和團隊發現當地民眾生活中的哪些方面蘊含和體現了傳統道德理想、價值取向？

　　范麗珠：2018年初，我們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盈江縣調研，當時印象頗深的是觀察到傣族、景頗族民眾的家堂中，大多供奉著“天地國(君)親師”的牌位。

　　敬拜天地、祖先、圣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供奉牌位等是代表傳統價值觀的文化符號，寺廟、宗祠、神主牌更是傳統信仰生活的組成部分。

　　隨著我們在云貴地區田野工作的深入，觀察到更多相關文化符號的存在。首先，供奉“天地國(君)親師”牌位的不僅限于傣族和景頗族，同樣存在于侗族、壯族、苗族、彝族、哈尼族、阿昌族、瓦族、白族等民族。其次，是體現傳統價值觀的家風傳續。紅河州建水縣團山古村張姓始祖張福，明代時由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入滇貿易，與當地彝族女子成婚，其后在團山建村繁衍生息，其家訓是“一勤天下無難事，百忍堂中有太和”，延續了張氏的“百忍家風”。大理白族三坊一照壁的民居建筑，每家每戶都把崇尚的家風題寫在照壁上，將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理想、價值取向嵌入于現實生活世界。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源自中原的孔儒之道是如何跨越山川融入滇黔地區各民族百姓生活中的？

　　范麗珠：中國疆域廣闊，源自中原的孔儒之道遠播西南并融入當地生活，靠的是中原與邊疆地區的長期互動，尤其是不同民族百姓間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近年研究認為，這些互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政令傳達、儒釋道及民間信仰傳播、軍屯民屯、商貿往來等。

　　跨地域流動的群體扮演文化傳播的行動者角色。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因各種原因被流放邊郡，士人們處江湖之遠，所居而治、移變邊俗。明以來流放貴州最有名的是在龍場悟道的王陽明。他身處彝、苗、仡佬等民族聚居區，因地施教、因俗化導，造就諸多地方人才，并在黔地發展出“黔中王門”的儒學流派。明清以來，大量來自江西、浙江、湖廣、山陜、安徽、閩越、四川等地商人進入滇黔，他們也是促進文化在不同地區民眾之間交流互通的重要群體。

　　中新社記者：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構筑，且內涵不斷豐富。在您的研究中，對此是否有鮮活的例證？

　　陳納：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景頗族百姓家里供奉“天地國(君)親師”牌位的同時，在最為隆重的目瑙縱歌節中，人們在祭師帶領下祭祀天地祈福。其他民族亦然。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轄天柱縣尚存一百座左右的古宗祠，延續著每年農歷“六月六”曬家譜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共享的信仰與儀式實踐中不斷得以鞏固。

　　中國歷史朝代更迭不斷，但都是在中華民族歷史框架內的整合和延續，并沒有改變中華文明在地方上的建構與傳續。一個典型例證是滇黔地區的文廟，有些始建于元朝，有些在明清兩朝陸續建立。云南的第一座文廟由擔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賽典赤·贍思丁于1274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創建，紅河州建水縣文廟始建于1285年(元朝至元二十二年)，貴州最早的文廟興建于明代，普洱市景東文廟建于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朝代更迭沒有改變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文化精神。時至今日，“耕讀傳家”的牌匾仍見之于西南地區的民居和庭院。

　　中新社記者：通過在滇黔地區持續的考察研究，為什么更加證明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概念的提出，是源自中國實際？

　　陳納：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證，與其早年在西南從事大量的田野調查分不開，他將觀察到的多民族和諧相處的社會現象歸納為“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在滇黔民眾的生活中，大量具體而微的事實都展示了不同民族的互動相倚、經濟共生，重視人與人和諧相處的中華文明超越了社會階層、地域和族群心理界限。

　　實踐證明，簡單借用外來觀念、視角和理論，不能恰當地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和現實，而且難以對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給予解釋。我們需要有自己文化主體性的立場，從而走出源于西方傳統的理論觀念之桎梏，并擺脫相應的話語困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