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南昌4月28日電 題：白鹿洞書院的當代教育價值何在？

　　——專訪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新國

　　中新社記者 劉占昆

　　坐落于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書院，已有千余年歷史，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是中華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態豐碑。中國朱子學會理事、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新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析其跨越時空的教育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朱熹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對白鹿洞書院有何影響？

　　張新國：白鹿洞書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南唐時稱“廬山國學”，南宋理學大家朱熹于1179年重建白鹿洞書院，朝廷賜匾賜書，確立其官學體系外最高學府地位，自此逐漸成為書院典范之一。正是因為教育制度的完備性，加之朱熹的學術影響和人格魅力，其規制迅速成為國家通行的教育學規，明善誠身和修己安人的教育思想也影響了東亞多地的教育事業。

　　朱熹發揚北宋思想家胡瑗“明體達用”的教育精神，以儒家“成德”之教定義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他通過《白鹿洞書院揭示》強調道德教育與社會責任相結合，期望通過《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達成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的教育目的，實現“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教育效果。與此同時，朱熹也主張學者可自主選擇“做一個什么樣的人”以及“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

　　辦學中，朱熹強調教師主導和以身作則來濡養學生；形式上主張自學與會講、知識與品質、個體與社會相結合；方法上則以經典研習為基，通過問答討論深化理解，將經典內化為行為規范，塑造有德行之人。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白鹿洞書院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何地位？

　　張新國：唐代寶歷元年(公元825年)，江州刺史李渤隱居匡廬，名之為“白鹿洞”，其高潔的人格對后世學人影響深遠。到了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李善道與朱弼等人在白鹿書院購置學田并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國學”，一度成為與金陵國子監齊名的教育機構。

　　到了宋初，其真正擴為書院。北宋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書堂毀于兵火。一直到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學大家朱熹知南康軍時到白鹿洞書院察看，看到書院破敗，教育陵夷，于是主持重修書院，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初步修復白鹿洞書院，并登臺講授理學。朱熹還特別邀請其理論對手陸九淵來書院講學。陸九淵結合當時學者為學之病，在白鹿洞書院闡揚《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授課效果極佳。這種自由研討和以現實問題為中心的探究式教學方法，為后世厘定了為學的基本模式。

　　白鹿洞書院幾經戰火，傷痕累累，但也屢次得以重建，在歷史的長河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國家人才，為中華民族傳播了寶貴的文明火種。宋代末年宰相和民族英雄江萬里，名將和軍事家余玠以及明末的科學家宋應星等都是從白鹿洞書院走出來的士子。

　　中新社記者：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在國外影響廣泛，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新國：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僅是中國古典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系統闡釋了儒家教育理念與修身治學的基本方法，還傳播到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等地區，對當地的傳統教育、學校制度及社會倫理價值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朱子學是幕府官學，許多藩校與私塾直接以《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教育綱領。日本朱子學的奠基者藤原惺窩與儒學家林羅山將《白鹿洞書院揭示》的核心思想融入日本儒學研究和社會教育，為構建日本社會秩序提供思想方法。

　　在朝鮮半島，性理學(宋儒程朱派理學)和書院文化一開始就受到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的推重?，F在的韓國是東亞地區踐行朱子學最為充分的地區，《白鹿洞書院揭示》被廣泛應用到傳統書院教育、科舉考試以及現代教育價值融入。退溪先生李滉和栗谷先生李珥素來將《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朝鮮書院的根本學規，如陶山書院、白云洞書院等均以其為準則。2019年，韓國將“韓國新儒學書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精神內核也是直接來自《白鹿洞書院揭示》。

　　在越南后黎朝(1428年-1789年)和阮朝(1802年-1945年)，當時的科舉制度與官學體系都是效仿《白鹿洞書院揭示》，指導士人修身與治學。如河內的文廟國子監和順化的奎文閣等，都強調《揭示》中“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治學方法。

　　在西方國家，雖然《白鹿洞書院揭示》沒有直接被廣泛傳播和應用，但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與西方現代教育思想有著潛在的呼應。美國漢學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中闡述了朱熹的理學思想與其教化思想的一體性；法國學者戴鶴白在其《朱熹與太極、理、氣、性、心》中闡釋了朱熹理學如何在儒家教化的大傳統中得以定位和發展。

　　中新社記者：白鹿洞書院的當代教育價值何在？

　　張新國：白鹿洞書院的教育價值，核心在于其理學教育范式對人性本源與精神境界的深層塑造。作為中華文明的活態傳承載體，它突破單純知識傳授的局限，構建起“學做人”與“學做事”相統一的教化體系——既強調個體通過心性修養通達“內圣”，又以“外王”實踐推動社會革新。這種將人性理解為“社會性存在”與“宇宙性存在”雙重屬性的哲學視野，為現代教育哲學提供了獨特范式。這種范式的理論形態可以用“體用一源”來概括。易言之，這是一種植根于中國人社會文化心理深層的穩定型機制，即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中踐行倫理價值。

　　這種“踐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生命不止，修為不息；這種“倫理”不是任何彼岸的、來世的、凈土的，而是我們當下生活的每一刻；這種“價值”不是別的外在律法，而是人之本心發出來的行動準則，本質在于自我教育，在于自我通過遵循社會法則認識本心自由。

　　一部白鹿洞書院教育史，就是中國人認識自己的心靈史，其“學做人”的現代價值與西方哲學講的“認識你自己”旨趣相通。立足當代，我們也應提倡融合中西教育理念，注重理性與德性、個人修養與社會美德養成、繼承傳統和尊重創新。(完)

　　受訪者簡介：

　　張新國，清華大學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后。現為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后導師，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昌大學谷霽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朱子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永嘉朱子學研究”課題主持人。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孔子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