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從昨天起向社會征求意見。“修訂草案”擬將非法添加等嚴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罰款額度，由原法中五至十倍罰款提高到十五至三十倍。

　　這一“修訂草案”主要從生產經營、銷售渠道、違法賠償、監督擔責等方面入手，做出比以前更有廣度和力度的規定。

　　在生產經營方面，“修訂草案”提出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不得以委托、貼牌、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配方食品；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刑的，終身不得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草案還把小作坊、食品攤販納入地方監管。

　　在銷售方面，特別規定了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提供者，應當承擔連帶責任，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應先行賠付。

　　對食品違法的處罰，除了嚴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罰款提高之外，對生產或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廠家商家，消費者還可以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

　　而承擔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評估工作的相關機構和人員出具虛假監測、評估報告的，也將受到紀律和法律的處分處罰……

　　在這個“修訂草案”中，要求廠家、商家和監督者自我約束是一種正確而又虛空的規定。有害食品本來就是不法廠家生產出來的。他們不是不知道它的危害性，但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就是要明知故犯。要抑制和阻止他們生產、放行和銷售有害食品，自覺與自檢是靠不住的，真正管用的，是以強大的監督、懲罰和追責機制去威懾中止他們的違法之舉。

　　不排除一些銷售者因為無法遽然辨識而把有害食品擺上貨架，但偽劣有害食品成本低售價也低，銷售利潤遠高于質優價高的食品，如果沒有連帶責任的強力追究，他們就會從低價渠道進貨，更不愿費錢費力去檢驗食品的安全性。

　　那些為有害食品簽發通行證的檢驗檢測機構和個人，也顯然是知情不報知法犯法。過去查辦有害食品，往往只查生產與銷售者，卻很少向監管者問責；即使有所問責，也是輕描淡寫地處理一些“臨時工”或“小蘿卜頭”，對更高的瀆職者或有意隱瞞者，往往懷有“恐高癥”。

　　一直以來，一些官員在處置社會問題時經常使用多重標準：那些能明顯影響自己仕途的問題，他們會“從重從快”處理；而那些不影響自己仕途卻影響社會民生的問題，他們卻“輕打輕放”。食品安全問題是如此的廣泛，危害是如此的惡劣，我們卻鮮見監管者和事發地區的行政長官出來擔責或者被追責。

　　我們在懲罰違法行為時所表現出的“仁慈”，通常還有錯估人性的潛在動因。在我們的觀念里，一直認同“人之初，性本善”，卻低估了人的自私和“原罪”的力量。于是我們總在提倡和依靠“道德自覺”與“善良自發”，更多地用鼓勵去激發良性，而非用重典去威懾罪惡。

　　但在社會轉型期，在道德水平還普遍不盡如人意時，重典威懾顯然要比鼓勵自覺更為管用。在“修訂草案”中，食品違法成本盡管有相當幅度的“提價”，但在食品安全問題仍以“四面楚歌”的態勢圍困我們時，這樣的“漲價”幅度還是顯得過于“溫柔”。 (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