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海為解決農民工主要是外地農民工子女在當地的義務教育問題，從2010年開始規劃，到2020年十年中要興建一千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2010年上海共有2000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現在準備用十年時間再建1000所，上海一些官員說建學校不是錢的問題，也不是老師的問題，而是在哪里去建。上海土地總面積是6600多平方公里，陸地面積5500平方公里，國務院批準的上海市城區建設規模到2020年應該是2800平方公里，現在已經用光。按照國際上的城市規劃標準，城區面積不能超過區域總面積的30%，現在已經到了一半。

　　矛盾的尖銳性在哪里？大城市不是不想發展教育資源，但向前想一下，今年在城市的有1260萬義務階段的農民工子女，相當于農村義務教育人數的1/10，過兩年可能就會有2/10。我到大量農民工子弟學校調查，附近的居民都有意見，家長不讓自己的孩子與農民工孩子一起上學，但愿意不愿意由不得個人，經濟要發展，城市有就業，農民工就得來，就會把孩子帶過來。市長們現在也都很清楚，搞的越好，來的農民工越多，但是又不能不搞，這是很現實的矛盾。

　　從義務教育到高中教育，一直到大學教育，資源怎么配制，已經到刻不容緩的時候，整個發展的進程比政府部門估計到的要快得多，而新的辦法還沒有。

　　大家都希望農民工盡快轉為市民，但現成問題在那兒放著，這么多問題不解決，說空話沒有用，解決需要資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錢，每一個指標都涉及到錢的問題。

　　我們進入這樣的階段，中國發展的必要性和動力非常強大，但是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很多，不僅是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社會資源的配制和社會制度的現狀，都決定著不改革，就沒出路。（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