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商州五十余載，深感這里風景之優美和人物之淳樸。特別是當我結識了邵崇康先生之后，心情為之一振，賢者、賢者。先生是真正典型一賢者。我之所以稱他為賢者，一是他是頗有學問的人。1951年至1952年，在西北大學學中文，不但寫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且具有熱愛民主、自由，善于與人交流的紳士風度。正因為思想超前，1957年便自然地因為好心提意見而遭受挫折，他頗能自適，雖然心中極為憤懣，卻從容以對。幾年的勞苦生活，竟把他改變成一代名醫。返里后，他以高超的醫術，為鄉親們服務，隨叫隨到，只收很少一點手續費，全心全意為病人減輕痛苦。我有幸到過他的醫療站，他一個人應對著數個病人，說話輕言細語，和病人拉著家常。奇怪的是，病人不叫他醫生，而是叫叔、伯、爺，聽得我口服心服。二是新時期以來，國家恢復了他中學語文教師職務，然而他已進入老年。于是，他仍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繼續行醫，不過這時他的收費更低廉了。我便問他，收費怎么這樣低，行嗎？他說他有國家發的工資，給群眾看病，只象征性地收點錢，夠買藥的錢就行了。其時，人們都已經卷入“掙錢”大潮，但邵醫生似乎不管這些。領國家發的一份退休金，有滋有味地給老少爺們看病，腦子里根本就沒有發財撈錢的概念。當我接觸到一些病人對他的評價，嘴里不由自主地哼了起來：“賢者，先生真是賢者。”三是崇康先生雖然在行醫生涯忙碌，卻經常關注著國家的發展和文壇上發生的事，他自費訂了許多報紙，每天都要讀，常常記了滿本子的要點，為此，他常和我在一起交流看法。有一次他來寒舍，說是要我對平凹先生的《廢都》談談。他毫無保留地講了賈平凹關于男女關系方面的描寫，說覺得有些下流。我告訴他，這種描寫確有實事，可是卻是對轉型時期一些文人的心理描寫的真實寫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首先是有了一些人被“廢”才引起了“都”的“廢”。邵先生一聽，撫掌說：“對了，對了，我理解了！”對先生這種誠實坦白的心態，我表示了極大的敬意。
　　我常常這樣想，邵崇康先生之所以成為賢者，絕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有一次，當我和他閑談時，他笑著說：“不瞞你，我們邵家在商州也算是個大家，邵可立就是我的先祖。”他這么一說，我算是徹底明白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邵先生之賢不是一個單獨的現象，原來是有深厚根底的。他的先祖邵可立，那可是明末一大賢！在商州城里，人們一般不知道可立為誰，但一提起邵布政卻是如雷貫耳。據清王廷伊修編的《商州志》介紹：“邵可立，字三立，萬歷戊戌進士，幼貧苦學。及居官，清介端方，有古大臣風范。以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家居淡素，著述維風。天啟中，魏黨崔呈秀招起復，托疾不應。歲饑，出金帶助賑。凡地方利害，一切調劑，白長官興除之。壽七十，卒。”在這段介紹里，僅魏忠賢黨徒招他重新做官被拒絕，就足以證明他是個大賢了。而《陜西通志·卷57·人物》又說：“邵可立，商州人，萬歷戊戌進士，任山海關兵部主事，廉直剛斷，加意人文，建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以教俊彥。嘗三劾貂珰，四減關稅，修鎮東樓。工師恐無大木，忽海上浮若干至，及落成，無盈余者。”從這段記載里，我們可知，他雖身為兵部主事，卻熱愛文化，建立書院，真是一個文武兼備的賢者。特別是他三次彈劾奸人貂珰，不畏豪強的大無畏精神，亦足令后人學習。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廷伊的《商州志》提到邵可立家庭遠祖，說：“邵氏，相傳河南洛陽康節先生之裔，未有的據。四世祖青，明洪武中以孝廉舉宜都縣令；益，以人舉上蔡縣令；世高，明經，太平府經歷；和，明經，東昌府知事；錦，舉人，歷官雎州知州。八世榆，恩貢，以孫可立貴，贈參政中大夫，加布政通奉大夫。九世燁，選貢，靜樂訓導，來宣壽官。以子可立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加封承德郎，贈參政中大夫，加右布政使、通奉大夫。十世可立，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這么一來，我們就明白了邵崇康的遠祖邵可立，又是宋朝著名哲學家邵雍、字康節、世稱康節先生的后代。從邵雍到邵崇康，邵家已經有近千年的歷史了，且歷代都有賢者出。因此，商州邵氏，以賢傳代，可謂不朽矣。
　　我是一位文壇邊上的幫閑者，20世紀50年代初，以工作者身份調至商州，歷經半個世紀，所見人士尤多，晚年結交了邵崇康先生，深感有幸。及至知道其先祖軼事，更是身心振奮。今把先生之事和盤托出，以贈賢侄靜石，作為紀念。天地玄黃，白駒過隙，人生有限，感事而鳴，這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