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如何托舉學生的元認知能力

　　專家學者認為大學教育范式必須改寫

　　當人類引以為傲的知識體系在AI時代可以被壓縮進一臺小小的電腦，當AI幾乎已經“無所不知”，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大學存在的意義？近日，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辦的“AI與大學未來”對話中，來自學界和產業界的專家學者圍繞AI對大學本科教育的沖擊、AI驅動的高校教育范式改革等展開激烈探討，共同探尋AI時代大學教育的破局之路。

　　AI會替代大學畢業生的初級崗位嗎

　　在復旦大學蔡冠深報告廳，復旦大學計算與智能創新學院教授王曉陽在完全斷網狀態下敲了幾下回車，他筆記本電腦上運行的AI大模型迅速而精準地從量子力學的角度，闡釋了為什么“水不會滲出杯子”。除了量子力學，它對計算科學等相關問題的回答，也幾近完美。

　　從答案來看，本地化AI的能力，似乎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普通本科生的水平。他也由此提問：如果大學教育的目的僅僅是掌握標準方法、解決典型問題，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給這臺電腦發一張畢業證書？

　　“如果把今天的教育體系比作一條工業流水線，那我們可能正在批量生產‘深而窄’的專家。”香港大學教授、前亞馬遜中國實驗室主任張崢坦言，沿襲自工業革命的教育范式，旨在通過標準化訓練追求生產效率。然而，AI的出現讓這種“效率”變得毫無意義——AI比任何人類專家都更“廣譜”，且進化速度驚人。

　　不可否認，傳統意義上大學畢業生賴以起步的初級崗位，正面臨AI替代。在律所，AI寫的文書比大部分實習生寫得好；在生物醫藥領域，AI已將藥物研發速度提升到過去的2至3倍，成本降低了50%至70%。

　　“過去兩三年間，不少國外的頂尖大學已把對AI教學與學術規范的制定作為重要的制度建設，并及時予以調整、完善。我們的高校也需就AI對大學教育制度、學習及訓練模式有根本性的思考與設計，而不是小修小補。”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力奮正是這場對話活動的發起者，他直言，正視AI、面對AI、思考如何回應它，是每所大學必須面對的事情。

　　從“知識型”向“認知型”躍遷“

　　大學必須完成從‘知識型’向‘認知型’的躍遷，教育范式必須被根本性改寫。”王曉陽將未來的學生比作建筑師，而非搬磚工。過去，學生需要自己搬運每一塊知識的磚頭來構建大廈；而在AI時代，底層知識的堆砌可以“外包”給AI，學生的核心能力在于設計圖紙——即構建比AI更宏偉的“世界模型”。

　　可以說，當AI將知識獲取成本大幅降低之時，大學的價值不再是“填裝知識”，而是點亮學生作為人的元認知能力，即駕馭AI的能力，深入思考和提問的能力，感知世界、理解他人、在場互動的能力。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鄧建國認為，AI擅長處理易于編碼的顯性知識，而大學應致力于培養AI難以替代的三類知識：元知識(判斷何時何地使用何種知識的智慧)、默會知識(無法編碼的經驗與直覺)以及活性知識(在使用中習得的知識)。

　　“如果沒有大學這樣的場域，每個人都只能在昏暗的臥室里獨自面對屏幕學習。”鄧建國強調，大學作為具身傳播和社會化互動的場所，其價值在于培養人的共情能力、敘事能力以及處理復雜人際關系的能力——這正是碳基生命面對硅基智能的最后防線。

　　他指出，大學不應只是知識的傳輸站。在這里，默會知識通過人與人的眼神交流、肢體語言和共同生活被傳遞——這是任何大模型都無法編碼的。

　　“如果AI能處理一切邏輯與數據，人類還剩下什么？”前《經濟學人》中文網主編吳晨嘗試自問自答，他援引科幻電影《她》中的經典橋段：當男主角以為自己是AI唯一的愛人時，AI卻坦承它同時在與成千上萬的人“戀愛”。

　　“AI可以模擬愛，但它沒有排他性，沒有肉身，也沒有真正的直覺與痛苦。”吳晨說。

　　這也直接引出了大學在AI時代存在的終極理由。“AI是大腦，但它沒有身體。”鄧建國指出，在算法編織的數字網絡中，人們越是沉浸于虛擬世界，越渴望線下的“相互看見”。在這種“看見”中，會迸發出無數的新可能性。

　　正如參與此次對話活動的一位大學生所言，大學不應該變成高等職業技術培訓所，而是需要成為一種托舉。這種托舉能讓我們把AI作為利器使用，而不是讓AI成為洪水猛獸。這或許才是AI時代大學存在的真正意義。

　　來源：文匯報 作者：李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