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以往的民族主義平衡，盡管在形式上令人生厭，但是民族歌舞自身的稀缺性與特性，還是頗為令人賞心悅目。尤其是春晚經常集中性呈現的由代表民族藝術最高水平的藝術家和傳統曲目的出現，無疑常常成為春晚的亮點?！犊刀ㄇ楦琛贰ⅰ断破鹉愕纳w頭來》和楊麗萍在春晚舞臺的多次出現，并不是往屆導演的弱智懶惰，而恰恰反映的是公眾對于這些節目的接受度。

　　反其道而行的馮小剛在表面上幾乎取消了這些節目的存在，但是他顯然也沒有膽子大到敢于整體地抹殺民族節目的呈現。于是替代性的方案是拿出了一些似乎創新性的民族舞蹈。但是這些未經市場檢驗的東西立即拉低了整體民族節目的水平，以及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深度理解。當然，未曾上過春晚然而具有極高水平的民族曲藝有大片的選擇空間，卻并沒有進入馮小剛團隊的選擇，也只能充分說明了馮氏藝術風格欣賞能力的低下。

　　人們的吐槽還集中在語言類節目遭到集體的扼殺。但是遭到扼殺的又豈止語言類節目。今年春晚在藝術多元性上有巨大的滑坡。戲曲類節目也存留極少，并且只有京劇一種；音樂形式只留下了流行和民歌兩種；國際性的節目只有象征性的半個；民間藝術全面消失……

　　春晚從誕生之始，其惟一的可貴之處就是對藝術多元化的尊重與呈現。尤其當整個社會的市場失衡的時候，許多弱化了的藝術形式，仍然保存著一個最大的空間可以得以展示。馮小剛顯然不認同，也不懂得藝術多樣性的珍貴之處，他以為用一場歌舞晚會就能夠滿足上億觀眾的共同訴求，這只能再次充分映射出馮氏風格的淺薄與狹隘：對于市場的媚俗式安排謀殺了藝術多元化的高貴。

　　而在對社會現象的政治正確性解讀上，馮小剛不幸地又在試圖破壁的過程中摔了個稀爛。蔡明的《擾民了你》、黃渤的《我的要求不算高》、馮鞏的《我就這么個人》和郭冬臨的《人到禮到》，既與當前公眾對于官場、社會、教育、文化、需求等等沒有半毛錢關系，又幾乎是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全面回避；既并無對于公眾呼聲的正面回應，又無法傳達官方對于社會問題的主流看法。相仿地，為人們吐槽最多的魔術與席間有意無意的黃色意象，卻導入了這個社會最為庸俗和貧乏的文藝觀，真真是把惡心變成了肉麻。

　　張國立在主持風格上的陌生，與其生硬的冷笑話和不自然的神情，讓整臺晚會看起來就是一個業余者文藝愛好者的彩排。

　　華語文藝界的確正在經歷這一場價值觀與藝術觀的混亂。在全民拜物的背景之下，在票房壓力的驅動下，在資本之劍高懸的形態下，藝術家與藝人在金錢與藝術修養的雙重壓力下首鼠兩端，堅持藝術夢想的人很難熬得住艱苦修煉最終一無所得的煉獄，而搔首弄姿賣弄風情便能剎那盆滿缽滿的現實，又令人情不自禁地一路下行。周立波、郭敬明和柳巖式的成名，然所有的正經藝人都無從正面直視藝術的前程，惟有追逐錢程。

　　在這樣混亂的價值觀與藝術觀中文藝自然就幻化出一朵朵沒有下限的奇葩。春晚本來無視這些奇葩的出現，但是慣于追隨市場的馮小剛卻在可能惟一一次的機會中，無意間把整體的亂紀元帶入了春晚，并且以特有的混亂的馮氏方式亂入進這個本來自有政治正確體系的怪物之中，造就了一個新弗朗肯斯坦。

　　我曾經說過馮小剛的思維深度只有五公分。馮氏春晚更加堅定了我的這個判斷：無論是他對政治、社會，還是他所熟悉的文藝。

　　這臺晚會的亮點只有兩個：一個是小品《扶不扶》，它確實觸及到了社會的現實，并且藝術表現的形式和創作的連貫性完整；二是旋轉了四個小時的小彩旗，它讓人們真實地感受到了時間的流逝。

　　任何努力都將歸于失敗

　　春晚是物質匱乏時代的一個文化遺址。在1984年開端的春晚，當時的現狀是整體社會剛剛從文藝的凋敗中蘇醒過來。春晚的出現宛如社會上對于物質爆炸的一種幻想和渴求。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文藝生活的疲弱與欠缺時，春晚的出現，宛如人們攢了一年的糧票和肉票，在春節的時候煮出了一頓玲瑯滿目的年夜飯一樣。